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选题方向有哪些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选题方向有哪些

你就选“中国近代的侮辱和中国现代的发展是否有关联”我想这个论文比较好写

分析救亡图存所实行的政治制度的历史背景，结合我国的国情，具体说明这些政治制度在中国发展历程。

最佳答案首先是地理环境：希腊是环绕着爱琴海发展起来的，由多个岛屿组成的海洋国家。同时期的中国（具体时间得自己查查，大概是西周末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是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发展起来的陆上国家。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一个是围绕着海洋发展起来的文化与经济强国，一个是以陆地河流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军事强国。由于地理环境的区别，造成了2国在经济，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区别。首先，最根本的区别是经济基础的本质不同。希腊以爱琴海为核心，利用便利的海上交通，建立了与小亚细亚、埃及北非各国的贸易往来。（希腊的主要出口品是陶器，橄榄油）并逐渐成为地中海的贸易主体，希腊各城邦从这种贸易往来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并逐渐发展为一个强国。而东方的中国，由于是围绕大河进行生产和发展的，于是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商业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次要地位， 商业在对国家的贡献远不如希腊。其次，由于经济的差别，使得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制度有明显的差异。在希腊，商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在希腊产生了“共和制”以及“议会”，商人通过这种手段获得政治权力。而由于是由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各个岛屿都希望享有自主的经济权力，又同时希望能有一个可以维持秩序与安全的中央，所以在希腊形成了联邦制。各个城邦都具有高度的自主权。所以希腊的政体是：共和制，政治制度或国体是：联邦制。而中国，由于以定居的农耕文化为核心。拥有土地的奴隶主或早期的地主是社会的统治主体。他们更加需要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中央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因而国家的政治制度倾向于“中央集权制”发展（分封制与郡县制都是中央集权的体现），并以发展农业作为国家富强昌盛的核心，因而国家的基本特点是“重农抑商”。由于经济形式与政治统治秩序的差异，当两个国家逐渐发掌壮大之后，两者产生了更大的区别。希腊强盛之时，仅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几个殖民地，作为贸易据点，希腊对外扩展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贸易市场，其目的是为商人追逐更多的利润。而中国的扩展更多的是为了获取土地和人口，因而在中国完成了统一与发展之后，国土都一直在扩展。在文化上。由于松散的中央控制以及相对独立的联邦制度，希腊的文化相对较为活跃，并且多样。大家所熟知的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物理学家等等都出自于这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希腊文化是人类古文化上最闪亮的一颗星。而相对于此，中国的文化就显得不甚活跃。虽然中国的分裂时期曾产生过灿烂的文化，但国家一旦统一，为了维持政治秩序，统治者一般都采取抑制思想自由的政策。相对于统一的希腊，中国在这点显得逊色许多。而相对希腊，中国也有其自身的长处，由于政治的统一，使得国家相对稳定，对周边国家和其他具有很强的向心力。而由于领土扩展带来了广阔的领土，大国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尽管国家曾多次遭遇少数民族的洗劫和侵占，（早在原设社会的西周，就是被北方的戎狄给灭了的）但文化从未断裂过，相反是将周围的落后国家给同化进来，促进了自身民族的发展壮大。而希腊，自从被亚历山大大帝洗劫之后，国家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强大的文化还是继续往外扩展，并为罗马帝国所继承。证明了希腊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打了这么多，真是累找点材料进去，够楼主写篇论文了！选中了记得加分。我回答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可以让你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我没写过啊 不过是议论文可以仿写 只要论据充足就行

内容提要 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开创了儒家学说而在之后的数百年儒家学说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说他的政治思想与孔子的政治思想既有相同部分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碰撞下才使得儒家思想得到充分的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孔子 孟子异同儒家思想 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之异同 一、孔子学说 一孔子学说是儒家学说的开创学说 我说“开创学说”是说孔子本人的学说并不包含我们现今所讲的儒家学说的全部甚至也不包含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的全部。 对原始儒学即孔子本人的学说现时代的人认识也不同。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奴隶说话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封建立言。有人说孔子贵“仁”有人说孔子重“礼”。有人把六经看做孔子的学说有人不以为然以为那不过是周的旧籍如此等等。两千多年前的事或全亡无征或其征不足或有征而解释不同。看来不仅孔门后学难以考订就是孔子学说的有些内容也难以考订。有些问题已经打了一二千年的官司恐怕还要继续打下去。不过困难虽然有我们还是要勉力来做这场官司的一方。因为关于孔子的学说剔去种种超时代的增饰毕竟还有线索可寻。 二孔子学说的著作 研究孔子根据什么无非是根据有关书籍记载和所处的时代。孔子十五志于学二十四岁葬母时就有门人帮忙但他的著述生涯却开始得较晚根据周卜官和史官积累的材料整理出六经时已近七十岁了修订《春秋》是在他死前的两年。有人说六经即孔门儒学。六经为古籍古事经孔子删定孔子当然是立意宣扬并有所寄托的有的可能是作为珍贵的掌故文献保存下来。周籍在平王东迁时丢失一大部分春秋时所剩无几。加之原来在王室掌管书籍的缙绅先生们这时多已离散各自找饭吃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删定六经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大批有价值的古文籍实属难能可贵。 现在我们研究孔子主要根据四部书: 1、《春秋》。历来人们公认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正名分、立名教有褒有贬使乱臣贼子惧。所谓“正名分”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夫妇、贵贱尊卑等各符其名各守其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就以春秋为最高标准。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的宗法等级思想以及奴隶制宗法等级思想与封建制宗法等级思想的一致性都充分地表现在《春秋》一书里。 2、《论语》。关于《论语》的流派尚有争论但一般认为论语系战国时孔子的再传弟子据说是曾子、有子的门人编纂而成非孔子亲笔。康有为认为《论语》虽出自孔门弟子之手战国时儒分为八则难免“各尊所闻各明一义”就难免有战国儒者的一些观点掺杂其中。因此《论语》尚不足以尽孔学的全貌。 3、《易经》据《史记》载《易经》的一些卦象辞、爻象辞是孔子亲作。孔子的重要哲学思想反映在《易经》这部书里。这里附带说一下《易》一般认定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但后来郭沫若提出新说认为《易》是战国初年的作品姑存疑。 4、孔子删定的《仪礼》十七篇及其他礼学著作。孔子生前大声疾呼以“复礼”为己任。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正名分的思想在《春秋》中已有充分表述《春秋》不妨说就是一部礼学著作。《仪礼》十七篇其中最重要的是《丧服礼》一篇孔子弟子卜子夏特为之作传其中亲亲尊尊长幼男女有别那一套规定得最具体清楚。此外阐明孔子礼学的还有汉时儒生所编的《礼记》一书。此书有些篇目如《中庸》、《礼运》记载孔子一些言论其价值不低于《论语》可以补《论语》之不足明《春秋》之未尽。 总之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明白孔子自己确实没有专著孔子多借整理古籍或史料寄托自己的思想。 二、孟子学说 一孟子的仁政 孟子“仁政学说”体系完整不是表现在它的哲学理论基础孟子至少谈到过它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基础。前者即井田制《滕文公上》对此有详细记载滕文公使毕战问孟子关于“井田”之事孟子云“子之君将行仁政夫仁政必处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此其大略。具体细节还有“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如此“则仁人以为已归矣”百姓依之如水之就下。“不违农时”乃“王道之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样“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矣”。井田制的实行可以得民众可以招仁人从而可以实现仁政。 孟子仁政的政治基础也可说现实基础即民本思想这一点是学者们谈论的比较多的此仅稍作补充。孔子体会更多的是“礼乐制度”的崩坏恢复“周礼”是他解决政治和现实问题的关键与终极目的历史证明他的努力只是一场闹剧。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在战国时更加剧烈如何在战争中取胜在争霸中保国这才是当时统治者关心的问题也是诸子立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天下恶乎定定于一”这是诸子百家的共同心愿。孟子憧憬西周的王政但不能仍停留在孔子的方法上必须对孔子所言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方法与途径加以改进。孔子有“苛政”之说也要求当权者“使民以时”也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礼乐”追求的扩充是对孔子“苛政”、“德政”的发展。 孟子“仁政思想”内涵可谓无所不包有学者曾分三个方面作过总结经济方面有制民之产、薄其税敛、不违农时发展农业生产、坚持社会分工重视商业其目的在于富民有王天下的物质基础政治方面要求以身行道、宽猛相济、与民同乐、选贤举能这是仁政的直接成果教育方面主张礼治德教。这一总结基本上将孟子的 “仁政思想”概括齐全此外孟子强调战争中对被攻占国也要实行“仁政”。孟子“仁政思想”内容虽然很多涉及面也非常之广这并不表示其学说高深莫测相反孟子认为任何执政者只要愿意都能实行他所说的“仁政”。梁惠王初见孟子即言何以利其国孟子对之以“仁义”后进之以“王道”即“仁政王政”行此“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滕文公下》载万章担心宋以小国行王政而“齐、楚恶而伐之”孟子则对曰“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三、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相同之处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由孔子的“德政”提升而来的在孟子看来实施“仁政”在战争动荡时期能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当然这一“学说”也没有最终实现。然则何以儒学“仁政思想”又经久不衰“仁政学说”的道德含义正是孔孟之学经千年而不灭的原因之一。在一统太平时期实行“仁政”能出现治世治世在百姓的眼里即是好皇帝施行仁政的结果而乱世则是暴君带来的恶果皇帝的好坏即谁勤于政事替天下苍生着想布惠天下行仁政。在中国整个历史长河中人治始终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人治的好坏直接表现便是道德的评判标准孟子的仁学便只是对执政者如何要求其具体施政内容也多为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没有具体的规范与教条仁义礼智虽强调个人的修身却正好是对个品德的修养而不是对法律、法治的把握道德与政治的合二为一便产生了人治方面的弊端对官员的执政公平与公正依法与道德的差别则偏向道德的要求《云梦秦简》《语书》中曾一再强调“依法”说明在我国专制早期曾有一个好的开头但却没有被继承与发扬毕竟道德对人性来说更显眼也更容易让人理解。而这正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后果虽然不全是孟子的功劳但其始作蛹却不容回避法制排除道德上的干扰而儒学又千方百计把道德作为其一个重要内容人治很容易以道德为治国的依据《春秋》决狱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对时代的一种静止理解所以汲黯对汉武帝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言论道德的评判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掩饰性法律讲求唯一性和公平性道德却参与了人的感情与同情这也是孟子人性善论的基点。 “仁”与政结合便是“仁政”主体偏向于政治范畴与礼、义、智结合则是个人修养问题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是个人自愿的行为而不具备强制性。德治与仁政在孔子和孟子看来都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如果能落在实处而不流于形式当然有它的作用。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讲求“仁者爱人”。 四、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不同之处 1、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好的开头但却没有被继承与发扬毕竟道德对人性来说更显眼也更容易让人理解。而这正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后果虽然不全是孟子的功劳但其始作蛹却不容回避法制排除道德上的干扰而儒学又千方百计把道德作为其一个重要内容人治很容易以道德为治国的依据《春秋》决狱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对时代的一种静止理解所以汲黯对汉武帝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言论道德的评判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掩饰性法律讲求唯一性和公平性道德却参与了人的感情与同情这也是孟子人性善论的基点。 “仁”与政结合便是“仁政”主体偏向于政治范畴与礼、义、智结合则是个人修养问题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是个人自愿的行为而不具备强制性。德治与仁政在孔子和孟子看来都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如果能落在实处而不流于形式当然有它的作用。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讲求“仁者爱人”。 四、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不同之处 1、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2、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 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网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总的说来孔子和孟子的不同大概就这三个方面他们的不同主要是时代使然。 中国思想意识中都这样认为“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是一致的孟子思想是孔子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所谓 ‘孔孟之道’ ” 这里我要说的是孔子思想是孟子思想表面是一致的但其实质却是完全不同的。换言之虚的是一致的实的方面不是。即虚的伦理说教是一致的实的制度构建却完全不同。这种不同即展示中国的历史命运巨大的转变。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君君臣臣”。孟子思想的核心则是“人人皆可为尧舜”孟子有言“君不肖则易之”。虽然孟子与孔子同为儒家且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的主张一致但若仔细思考他们的言论可以看出孟子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竟管后世所奉行的思想一直是孟子的思想但因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言论上孔子思想又不明确加上后人的曲解。中国儒家思想一直以“孔孟之道称于世”。宋代就有学者对孟子提出质疑但因为声音小又缺乏论据很快就被人们的传统思维所淹没。他们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孟子没有提到尊周室”步调没有和孔子保持一致。这正是孔子与孟子思想分歧之处也是政治制度构建思想的不同之处。 这里也有孔子的原因。孔子所表达的思想一直都处于矛盾之中。他提出根本的主张“君君臣臣”但在论证的时候却提出“复礼复古”。而在其中他却不得不面对又实在不敢反对“汤武革新”的正确性。而他又没有意识或者能力用神学的论证来推动他的主张。“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其中的写照。如果孟子----这个思维简单却又有些偏激但是颇为雄辩的人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或者没有孟子中国也会构建秦到清的模式。但是中国多年受孟子思想的支配却是事实。尽管孟子直到宋以后才被列到与孟子同列的地步但是他却是孔子思想的最主要解释者。正是孟子持角诸法家合力孔子与世俗的思想的斗争失败了。孔子提出“君君臣臣”强调“君君”却忽视“臣臣”。所以当法家废除贵族继承制的时候孔子的继承者却没有激烈的反对。也正因为“君君”与“臣臣”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了臣臣也就开始的一乱一治也就开始了后来我们所垢屑的“迂腐的忠君思想”。孔子主张拥护周王室却强调赞美文武王这是矛盾的也难怪后来的儒家继承者和几乎所有的民众得出错误的理解。 结论 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他们的思想不存在谁对错时势造英雄孔子和孟子的不同主要是处于不同的时代使然对此作个总结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孔孟思想。 我在学习儒家学说时应正确对待吸收孔子与孟子二人好的方面全面的看待其学说。 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儒家学说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合当今世界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2]阎 钢 简论儒家仁学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价值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中国论文服务网论儒家思想的演变2009 [4]佚名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和地位变迁2007 [5]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方向选题

内容提要 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开创了儒家学说而在之后的数百年儒家学说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说他的政治思想与孔子的政治思想既有相同部分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碰撞下才使得儒家思想得到充分的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孔子 孟子异同儒家思想 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之异同 一、孔子学说 一孔子学说是儒家学说的开创学说 我说“开创学说”是说孔子本人的学说并不包含我们现今所讲的儒家学说的全部甚至也不包含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的全部。 对原始儒学即孔子本人的学说现时代的人认识也不同。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奴隶说话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封建立言。有人说孔子贵“仁”有人说孔子重“礼”。有人把六经看做孔子的学说有人不以为然以为那不过是周的旧籍如此等等。两千多年前的事或全亡无征或其征不足或有征而解释不同。看来不仅孔门后学难以考订就是孔子学说的有些内容也难以考订。有些问题已经打了一二千年的官司恐怕还要继续打下去。不过困难虽然有我们还是要勉力来做这场官司的一方。因为关于孔子的学说剔去种种超时代的增饰毕竟还有线索可寻。 二孔子学说的著作 研究孔子根据什么无非是根据有关书籍记载和所处的时代。孔子十五志于学二十四岁葬母时就有门人帮忙但他的著述生涯却开始得较晚根据周卜官和史官积累的材料整理出六经时已近七十岁了修订《春秋》是在他死前的两年。有人说六经即孔门儒学。六经为古籍古事经孔子删定孔子当然是立意宣扬并有所寄托的有的可能是作为珍贵的掌故文献保存下来。周籍在平王东迁时丢失一大部分春秋时所剩无几。加之原来在王室掌管书籍的缙绅先生们这时多已离散各自找饭吃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删定六经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大批有价值的古文籍实属难能可贵。 现在我们研究孔子主要根据四部书: 1、《春秋》。历来人们公认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正名分、立名教有褒有贬使乱臣贼子惧。所谓“正名分”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夫妇、贵贱尊卑等各符其名各守其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就以春秋为最高标准。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的宗法等级思想以及奴隶制宗法等级思想与封建制宗法等级思想的一致性都充分地表现在《春秋》一书里。 2、《论语》。关于《论语》的流派尚有争论但一般认为论语系战国时孔子的再传弟子据说是曾子、有子的门人编纂而成非孔子亲笔。康有为认为《论语》虽出自孔门弟子之手战国时儒分为八则难免“各尊所闻各明一义”就难免有战国儒者的一些观点掺杂其中。因此《论语》尚不足以尽孔学的全貌。 3、《易经》据《史记》载《易经》的一些卦象辞、爻象辞是孔子亲作。孔子的重要哲学思想反映在《易经》这部书里。这里附带说一下《易》一般认定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但后来郭沫若提出新说认为《易》是战国初年的作品姑存疑。 4、孔子删定的《仪礼》十七篇及其他礼学著作。孔子生前大声疾呼以“复礼”为己任。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正名分的思想在《春秋》中已有充分表述《春秋》不妨说就是一部礼学著作。《仪礼》十七篇其中最重要的是《丧服礼》一篇孔子弟子卜子夏特为之作传其中亲亲尊尊长幼男女有别那一套规定得最具体清楚。此外阐明孔子礼学的还有汉时儒生所编的《礼记》一书。此书有些篇目如《中庸》、《礼运》记载孔子一些言论其价值不低于《论语》可以补《论语》之不足明《春秋》之未尽。 总之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明白孔子自己确实没有专著孔子多借整理古籍或史料寄托自己的思想。 二、孟子学说 一孟子的仁政 孟子“仁政学说”体系完整不是表现在它的哲学理论基础孟子至少谈到过它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基础。前者即井田制《滕文公上》对此有详细记载滕文公使毕战问孟子关于“井田”之事孟子云“子之君将行仁政夫仁政必处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此其大略。具体细节还有“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如此“则仁人以为已归矣”百姓依之如水之就下。“不违农时”乃“王道之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样“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矣”。井田制的实行可以得民众可以招仁人从而可以实现仁政。 孟子仁政的政治基础也可说现实基础即民本思想这一点是学者们谈论的比较多的此仅稍作补充。孔子体会更多的是“礼乐制度”的崩坏恢复“周礼”是他解决政治和现实问题的关键与终极目的历史证明他的努力只是一场闹剧。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在战国时更加剧烈如何在战争中取胜在争霸中保国这才是当时统治者关心的问题也是诸子立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天下恶乎定定于一”这是诸子百家的共同心愿。孟子憧憬西周的王政但不能仍停留在孔子的方法上必须对孔子所言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方法与途径加以改进。孔子有“苛政”之说也要求当权者“使民以时”也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礼乐”追求的扩充是对孔子“苛政”、“德政”的发展。 孟子“仁政思想”内涵可谓无所不包有学者曾分三个方面作过总结经济方面有制民之产、薄其税敛、不违农时发展农业生产、坚持社会分工重视商业其目的在于富民有王天下的物质基础政治方面要求以身行道、宽猛相济、与民同乐、选贤举能这是仁政的直接成果教育方面主张礼治德教。这一总结基本上将孟子的 “仁政思想”概括齐全此外孟子强调战争中对被攻占国也要实行“仁政”。孟子“仁政思想”内容虽然很多涉及面也非常之广这并不表示其学说高深莫测相反孟子认为任何执政者只要愿意都能实行他所说的“仁政”。梁惠王初见孟子即言何以利其国孟子对之以“仁义”后进之以“王道”即“仁政王政”行此“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滕文公下》载万章担心宋以小国行王政而“齐、楚恶而伐之”孟子则对曰“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三、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相同之处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由孔子的“德政”提升而来的在孟子看来实施“仁政”在战争动荡时期能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当然这一“学说”也没有最终实现。然则何以儒学“仁政思想”又经久不衰“仁政学说”的道德含义正是孔孟之学经千年而不灭的原因之一。在一统太平时期实行“仁政”能出现治世治世在百姓的眼里即是好皇帝施行仁政的结果而乱世则是暴君带来的恶果皇帝的好坏即谁勤于政事替天下苍生着想布惠天下行仁政。在中国整个历史长河中人治始终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人治的好坏直接表现便是道德的评判标准孟子的仁学便只是对执政者如何要求其具体施政内容也多为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没有具体的规范与教条仁义礼智虽强调个人的修身却正好是对个品德的修养而不是对法律、法治的把握道德与政治的合二为一便产生了人治方面的弊端对官员的执政公平与公正依法与道德的差别则偏向道德的要求《云梦秦简》《语书》中曾一再强调“依法”说明在我国专制早期曾有一个好的开头但却没有被继承与发扬毕竟道德对人性来说更显眼也更容易让人理解。而这正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后果虽然不全是孟子的功劳但其始作蛹却不容回避法制排除道德上的干扰而儒学又千方百计把道德作为其一个重要内容人治很容易以道德为治国的依据《春秋》决狱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对时代的一种静止理解所以汲黯对汉武帝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言论道德的评判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掩饰性法律讲求唯一性和公平性道德却参与了人的感情与同情这也是孟子人性善论的基点。 “仁”与政结合便是“仁政”主体偏向于政治范畴与礼、义、智结合则是个人修养问题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是个人自愿的行为而不具备强制性。德治与仁政在孔子和孟子看来都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如果能落在实处而不流于形式当然有它的作用。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讲求“仁者爱人”。 四、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不同之处 1、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好的开头但却没有被继承与发扬毕竟道德对人性来说更显眼也更容易让人理解。而这正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后果虽然不全是孟子的功劳但其始作蛹却不容回避法制排除道德上的干扰而儒学又千方百计把道德作为其一个重要内容人治很容易以道德为治国的依据《春秋》决狱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对时代的一种静止理解所以汲黯对汉武帝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言论道德的评判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掩饰性法律讲求唯一性和公平性道德却参与了人的感情与同情这也是孟子人性善论的基点。 “仁”与政结合便是“仁政”主体偏向于政治范畴与礼、义、智结合则是个人修养问题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是个人自愿的行为而不具备强制性。德治与仁政在孔子和孟子看来都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如果能落在实处而不流于形式当然有它的作用。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讲求“仁者爱人”。 四、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不同之处 1、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2、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 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网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总的说来孔子和孟子的不同大概就这三个方面他们的不同主要是时代使然。 中国思想意识中都这样认为“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是一致的孟子思想是孔子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所谓 ‘孔孟之道’ ” 这里我要说的是孔子思想是孟子思想表面是一致的但其实质却是完全不同的。换言之虚的是一致的实的方面不是。即虚的伦理说教是一致的实的制度构建却完全不同。这种不同即展示中国的历史命运巨大的转变。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君君臣臣”。孟子思想的核心则是“人人皆可为尧舜”孟子有言“君不肖则易之”。虽然孟子与孔子同为儒家且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的主张一致但若仔细思考他们的言论可以看出孟子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竟管后世所奉行的思想一直是孟子的思想但因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言论上孔子思想又不明确加上后人的曲解。中国儒家思想一直以“孔孟之道称于世”。宋代就有学者对孟子提出质疑但因为声音小又缺乏论据很快就被人们的传统思维所淹没。他们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孟子没有提到尊周室”步调没有和孔子保持一致。这正是孔子与孟子思想分歧之处也是政治制度构建思想的不同之处。 这里也有孔子的原因。孔子所表达的思想一直都处于矛盾之中。他提出根本的主张“君君臣臣”但在论证的时候却提出“复礼复古”。而在其中他却不得不面对又实在不敢反对“汤武革新”的正确性。而他又没有意识或者能力用神学的论证来推动他的主张。“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其中的写照。如果孟子----这个思维简单却又有些偏激但是颇为雄辩的人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或者没有孟子中国也会构建秦到清的模式。但是中国多年受孟子思想的支配却是事实。尽管孟子直到宋以后才被列到与孟子同列的地步但是他却是孔子思想的最主要解释者。正是孟子持角诸法家合力孔子与世俗的思想的斗争失败了。孔子提出“君君臣臣”强调“君君”却忽视“臣臣”。所以当法家废除贵族继承制的时候孔子的继承者却没有激烈的反对。也正因为“君君”与“臣臣”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了臣臣也就开始的一乱一治也就开始了后来我们所垢屑的“迂腐的忠君思想”。孔子主张拥护周王室却强调赞美文武王这是矛盾的也难怪后来的儒家继承者和几乎所有的民众得出错误的理解。 结论 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他们的思想不存在谁对错时势造英雄孔子和孟子的不同主要是处于不同的时代使然对此作个总结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孔孟思想。 我在学习儒家学说时应正确对待吸收孔子与孟子二人好的方面全面的看待其学说。 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儒家学说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合当今世界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2]阎 钢 简论儒家仁学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价值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中国论文服务网论儒家思想的演变2009 [4]佚名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和地位变迁2007 [5]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选题方向

中国近代史论文： 浅评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他，极力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他，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他，坚决反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差使中国失去了西北的大面积领土……他，就是功过是非集于一身，在近代史上被纵说纷纭、评判好坏不一的清廷官员——李鸿章。我并非为其正名，亦无意恣意诽谤，只是根据辩证唯物观点，站在尽量公正的立场分析他对于中国近代史不可磨灭的影响，或好或坏。 晚清重臣李鸿章，他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兴办洋务运动，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最后哀荣。从他步入仕途之始 ，“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评价，在他盖棺后的100多年来“论犹未定”。有说其有误国、卖国之罪的，一说他有爱国进取之心，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论不过是过世云烟罢，我也只是仅仅根据其人其事对近代史的影响谈些个人看法，毕竟在近代史上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不灭，一味颂扬或者盲目贬斥都暂且放开一旁吧。根据历史先后顺序，我拣选了一些重要事件，且发表我的一愚之见。一、“壮年戎马”壮年李鸿章，是考取功名之后，投笔从戎的。那时的他，初出茅庐，被曾国藩赏识。他曾奉曾国藩之命整顿团练，招募新兵编练淮军。1864年，率部攻克常州，再攻占太平天国首府南京。1865年，署两江总督。旋调集淮军6万人赴河南镇压捻军，接替曾国藩为“剿捻钦差大臣”。可以说他是戎马十年了。1、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被后世史家和百姓骂成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其实这不仅对李是不公平的，对太平天国也是不公平的。大家太”抬举”它了！事实上，太平天国自从定都南京之后，就失去了原先的代表农民阶级的农民军的实质，内讧四起，骄傲自满，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愈来愈多的侵蚀到革命队伍内部。大兴土木建筑王宫，养尊处优生活奢靡这就证明了太平天国在本质上与清庭没什么差别。再则，当时的李鸿章并非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角，作为才出道的书面小生，他仅仅是个配角罢了。由此观之，李鸿章之于太平天国运动，不过只是历史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据历史发展观来讲，作为农民政权本身具有局限性的太平天国始终都会走向末路，而李鸿章便成为了恰好使其末路的人而已。除此，别无其他。2、编练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李鸿章深切体会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他精选优秀军官担任不同职务，任用其能，并以西式武器装备部队，坚持新法训练，以改进淮军的战斗力。有了这样一支军队，李在与太平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胜，不仅保住了上海，而且钳制住了太平军的许多精锐之师，对清庭最终战胜太平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军队就在李到了上海之后建立起来。他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是由不同力量的竞争者所组成，西方在武器和技术方面都已大大超越中国。所以，在军事上，他开始采用西化管理并装备了西式器械，对于中国军事近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军事近代化从此开始了。 二、“中年封疆”封疆大吏李鸿章，当时已是权倾三朝。彼时，俄国占据着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 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在大清地图上形如虚设，新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已经消失。 他却向慈禧奏言：“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他用“海防”重于“塞防”的理由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并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这是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尽管在左宗棠的坚持下终在一年后全境收复新疆，但李鸿章在这件事上渲染的败笔，差使中国如丧失外蒙古一般丧失新疆，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三、“晚年洋务”确实，李鸿章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清王朝末世衰危、内忧外患，在同外国的交往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师夷长技”的重要性。因此，他"师夷长技"，以清醒的头脑和勇于探索、实践的精神，求取中国的"富"和"强"。洋务运动后期，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领导和兴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创办了实力强大的中国近代海军；派遣了留学生，培养人才。所有这些，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使落后的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他的军事、教育、经济、外交等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影响直至今天仍留烙印。这些都说明，李鸿章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全方位的近代化。然则李鸿章主张的“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始终没触及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对于上层建筑他有着深深的信仰，彻底贯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所以就算对于各方面近代化工作李鸿章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作为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却忘记了进一步推动事物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他对历史的影响就是反向性的了。所以，最后，洋务运动失败了，失败于他对于封建势力的忠诚上，失败于他永不会触犯的封建制度上。纵有对中国近代化诸多方面的推动，最后，洋务运动都不得不止步于无法触及制度的软肋上，也便是功亏一篑了。四、签订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的一生，多次代表清廷办理对外交涉，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法》、《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晚年李鸿章，已入值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他认为，“外须和戎 ，内须自强”，在与外国交涉中，他负责具体的谈判、具体的签字、具体办理了很多的条约。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从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其所思所为无不打上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为了争取和局，在交涉时他又失却了坚守，多有妥协。1、《中法新法》由于李鸿章一向坚持争取和局的外交思想，并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就其和局思想本身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但他的这一思想客观上却存在很大的局限，并直接导致了中法战争中国的不败而败。要知道，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曾有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可见就历史的环境而言，对中国的自强是相当有利的。就中法战争失败，签订《中法新法》来说，李鸿章耽误了中国发展的前程。不敢说历史就此改变，但他对近代史的负影响从这里已经显现出来。2、《马关条约》 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故意挑起的侵略战，而清政府对于日本肆意的挑衅却无心抗战，一再求和，最后派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此时的李鸿章，仍旧是按照他一贯的主张争取和局，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不和？这是一个问题，它决定了中国会不会签条约，当然，他是要求和了，整个腐败的清王朝都是要求和了。从这一点来看，顺应时局顺应大流的李鸿章追随清王朝就注定败局。然而后人骂他卖国贼，我却不敢苟同了。要说啊，我们的李鸿章同志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一心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打死也是不会卖国的。毕竟，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是不允许他这样做的。在谈判过程中，日方条件苛刻，他努力乞求降低条件，最后在日本的威逼与清廷的妥协下，李鸿章签下了历史上最刻毒的《马关条约》。悲乎，李鸿章！注定的历史棋子。小结纵横驰骋晚清政坛半个多世纪的李鸿章，被梁启超评价 “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他在仕途几十年间涉及了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促进近代化的事迹显示了他创新的血液，执意中国苟且于侵略者手中是他阶级本质的表现，而封疆时期反对收复新疆的过激则是他不可逃脱的罪责。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李鸿章创新过，李鸿章妥协过，他是中国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的特征存在于中国历史过渡的特征。作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开路先锋，也因对外来侵略者的妥协退让而使中国丧失主权和领土。综述，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正负都是有的，而这些，谁也不能称出个孰轻孰重。只是，功过焉能相抵，遭遇是是非非的老人，他不过是被历史玩弄于鼓掌间的棋子罢了。

内容提要 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开创了儒家学说而在之后的数百年儒家学说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说他的政治思想与孔子的政治思想既有相同部分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碰撞下才使得儒家思想得到充分的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孔子 孟子异同儒家思想 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之异同 一、孔子学说 一孔子学说是儒家学说的开创学说 我说“开创学说”是说孔子本人的学说并不包含我们现今所讲的儒家学说的全部甚至也不包含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的全部。 对原始儒学即孔子本人的学说现时代的人认识也不同。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奴隶说话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封建立言。有人说孔子贵“仁”有人说孔子重“礼”。有人把六经看做孔子的学说有人不以为然以为那不过是周的旧籍如此等等。两千多年前的事或全亡无征或其征不足或有征而解释不同。看来不仅孔门后学难以考订就是孔子学说的有些内容也难以考订。有些问题已经打了一二千年的官司恐怕还要继续打下去。不过困难虽然有我们还是要勉力来做这场官司的一方。因为关于孔子的学说剔去种种超时代的增饰毕竟还有线索可寻。 二孔子学说的著作 研究孔子根据什么无非是根据有关书籍记载和所处的时代。孔子十五志于学二十四岁葬母时就有门人帮忙但他的著述生涯却开始得较晚根据周卜官和史官积累的材料整理出六经时已近七十岁了修订《春秋》是在他死前的两年。有人说六经即孔门儒学。六经为古籍古事经孔子删定孔子当然是立意宣扬并有所寄托的有的可能是作为珍贵的掌故文献保存下来。周籍在平王东迁时丢失一大部分春秋时所剩无几。加之原来在王室掌管书籍的缙绅先生们这时多已离散各自找饭吃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删定六经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大批有价值的古文籍实属难能可贵。 现在我们研究孔子主要根据四部书: 1、《春秋》。历来人们公认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正名分、立名教有褒有贬使乱臣贼子惧。所谓“正名分”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夫妇、贵贱尊卑等各符其名各守其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就以春秋为最高标准。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的宗法等级思想以及奴隶制宗法等级思想与封建制宗法等级思想的一致性都充分地表现在《春秋》一书里。 2、《论语》。关于《论语》的流派尚有争论但一般认为论语系战国时孔子的再传弟子据说是曾子、有子的门人编纂而成非孔子亲笔。康有为认为《论语》虽出自孔门弟子之手战国时儒分为八则难免“各尊所闻各明一义”就难免有战国儒者的一些观点掺杂其中。因此《论语》尚不足以尽孔学的全貌。 3、《易经》据《史记》载《易经》的一些卦象辞、爻象辞是孔子亲作。孔子的重要哲学思想反映在《易经》这部书里。这里附带说一下《易》一般认定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但后来郭沫若提出新说认为《易》是战国初年的作品姑存疑。 4、孔子删定的《仪礼》十七篇及其他礼学著作。孔子生前大声疾呼以“复礼”为己任。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正名分的思想在《春秋》中已有充分表述《春秋》不妨说就是一部礼学著作。《仪礼》十七篇其中最重要的是《丧服礼》一篇孔子弟子卜子夏特为之作传其中亲亲尊尊长幼男女有别那一套规定得最具体清楚。此外阐明孔子礼学的还有汉时儒生所编的《礼记》一书。此书有些篇目如《中庸》、《礼运》记载孔子一些言论其价值不低于《论语》可以补《论语》之不足明《春秋》之未尽。 总之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明白孔子自己确实没有专著孔子多借整理古籍或史料寄托自己的思想。 二、孟子学说 一孟子的仁政 孟子“仁政学说”体系完整不是表现在它的哲学理论基础孟子至少谈到过它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基础。前者即井田制《滕文公上》对此有详细记载滕文公使毕战问孟子关于“井田”之事孟子云“子之君将行仁政夫仁政必处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此其大略。具体细节还有“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如此“则仁人以为已归矣”百姓依之如水之就下。“不违农时”乃“王道之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样“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矣”。井田制的实行可以得民众可以招仁人从而可以实现仁政。 孟子仁政的政治基础也可说现实基础即民本思想这一点是学者们谈论的比较多的此仅稍作补充。孔子体会更多的是“礼乐制度”的崩坏恢复“周礼”是他解决政治和现实问题的关键与终极目的历史证明他的努力只是一场闹剧。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在战国时更加剧烈如何在战争中取胜在争霸中保国这才是当时统治者关心的问题也是诸子立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天下恶乎定定于一”这是诸子百家的共同心愿。孟子憧憬西周的王政但不能仍停留在孔子的方法上必须对孔子所言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方法与途径加以改进。孔子有“苛政”之说也要求当权者“使民以时”也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礼乐”追求的扩充是对孔子“苛政”、“德政”的发展。 孟子“仁政思想”内涵可谓无所不包有学者曾分三个方面作过总结经济方面有制民之产、薄其税敛、不违农时发展农业生产、坚持社会分工重视商业其目的在于富民有王天下的物质基础政治方面要求以身行道、宽猛相济、与民同乐、选贤举能这是仁政的直接成果教育方面主张礼治德教。这一总结基本上将孟子的 “仁政思想”概括齐全此外孟子强调战争中对被攻占国也要实行“仁政”。孟子“仁政思想”内容虽然很多涉及面也非常之广这并不表示其学说高深莫测相反孟子认为任何执政者只要愿意都能实行他所说的“仁政”。梁惠王初见孟子即言何以利其国孟子对之以“仁义”后进之以“王道”即“仁政王政”行此“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滕文公下》载万章担心宋以小国行王政而“齐、楚恶而伐之”孟子则对曰“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三、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相同之处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由孔子的“德政”提升而来的在孟子看来实施“仁政”在战争动荡时期能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当然这一“学说”也没有最终实现。然则何以儒学“仁政思想”又经久不衰“仁政学说”的道德含义正是孔孟之学经千年而不灭的原因之一。在一统太平时期实行“仁政”能出现治世治世在百姓的眼里即是好皇帝施行仁政的结果而乱世则是暴君带来的恶果皇帝的好坏即谁勤于政事替天下苍生着想布惠天下行仁政。在中国整个历史长河中人治始终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人治的好坏直接表现便是道德的评判标准孟子的仁学便只是对执政者如何要求其具体施政内容也多为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没有具体的规范与教条仁义礼智虽强调个人的修身却正好是对个品德的修养而不是对法律、法治的把握道德与政治的合二为一便产生了人治方面的弊端对官员的执政公平与公正依法与道德的差别则偏向道德的要求《云梦秦简》《语书》中曾一再强调“依法”说明在我国专制早期曾有一个好的开头但却没有被继承与发扬毕竟道德对人性来说更显眼也更容易让人理解。而这正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后果虽然不全是孟子的功劳但其始作蛹却不容回避法制排除道德上的干扰而儒学又千方百计把道德作为其一个重要内容人治很容易以道德为治国的依据《春秋》决狱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对时代的一种静止理解所以汲黯对汉武帝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言论道德的评判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掩饰性法律讲求唯一性和公平性道德却参与了人的感情与同情这也是孟子人性善论的基点。 “仁”与政结合便是“仁政”主体偏向于政治范畴与礼、义、智结合则是个人修养问题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是个人自愿的行为而不具备强制性。德治与仁政在孔子和孟子看来都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如果能落在实处而不流于形式当然有它的作用。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讲求“仁者爱人”。 四、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不同之处 1、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好的开头但却没有被继承与发扬毕竟道德对人性来说更显眼也更容易让人理解。而这正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后果虽然不全是孟子的功劳但其始作蛹却不容回避法制排除道德上的干扰而儒学又千方百计把道德作为其一个重要内容人治很容易以道德为治国的依据《春秋》决狱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对时代的一种静止理解所以汲黯对汉武帝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言论道德的评判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掩饰性法律讲求唯一性和公平性道德却参与了人的感情与同情这也是孟子人性善论的基点。 “仁”与政结合便是“仁政”主体偏向于政治范畴与礼、义、智结合则是个人修养问题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是个人自愿的行为而不具备强制性。德治与仁政在孔子和孟子看来都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如果能落在实处而不流于形式当然有它的作用。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讲求“仁者爱人”。 四、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不同之处 1、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2、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 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网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总的说来孔子和孟子的不同大概就这三个方面他们的不同主要是时代使然。 中国思想意识中都这样认为“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是一致的孟子思想是孔子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所谓 ‘孔孟之道’ ” 这里我要说的是孔子思想是孟子思想表面是一致的但其实质却是完全不同的。换言之虚的是一致的实的方面不是。即虚的伦理说教是一致的实的制度构建却完全不同。这种不同即展示中国的历史命运巨大的转变。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君君臣臣”。孟子思想的核心则是“人人皆可为尧舜”孟子有言“君不肖则易之”。虽然孟子与孔子同为儒家且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的主张一致但若仔细思考他们的言论可以看出孟子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竟管后世所奉行的思想一直是孟子的思想但因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言论上孔子思想又不明确加上后人的曲解。中国儒家思想一直以“孔孟之道称于世”。宋代就有学者对孟子提出质疑但因为声音小又缺乏论据很快就被人们的传统思维所淹没。他们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孟子没有提到尊周室”步调没有和孔子保持一致。这正是孔子与孟子思想分歧之处也是政治制度构建思想的不同之处。 这里也有孔子的原因。孔子所表达的思想一直都处于矛盾之中。他提出根本的主张“君君臣臣”但在论证的时候却提出“复礼复古”。而在其中他却不得不面对又实在不敢反对“汤武革新”的正确性。而他又没有意识或者能力用神学的论证来推动他的主张。“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其中的写照。如果孟子----这个思维简单却又有些偏激但是颇为雄辩的人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或者没有孟子中国也会构建秦到清的模式。但是中国多年受孟子思想的支配却是事实。尽管孟子直到宋以后才被列到与孟子同列的地步但是他却是孔子思想的最主要解释者。正是孟子持角诸法家合力孔子与世俗的思想的斗争失败了。孔子提出“君君臣臣”强调“君君”却忽视“臣臣”。所以当法家废除贵族继承制的时候孔子的继承者却没有激烈的反对。也正因为“君君”与“臣臣”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了臣臣也就开始的一乱一治也就开始了后来我们所垢屑的“迂腐的忠君思想”。孔子主张拥护周王室却强调赞美文武王这是矛盾的也难怪后来的儒家继承者和几乎所有的民众得出错误的理解。 结论 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他们的思想不存在谁对错时势造英雄孔子和孟子的不同主要是处于不同的时代使然对此作个总结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孔孟思想。 我在学习儒家学说时应正确对待吸收孔子与孟子二人好的方面全面的看待其学说。 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儒家学说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合当今世界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2]阎 钢 简论儒家仁学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价值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中国论文服务网论儒家思想的演变2009 [4]佚名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和地位变迁2007 [5]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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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方向

中国近代史论文： 浅评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他，极力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他，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他，坚决反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差使中国失去了西北的大面积领土……他，就是功过是非集于一身，在近代史上被纵说纷纭、评判好坏不一的清廷官员——李鸿章。我并非为其正名，亦无意恣意诽谤，只是根据辩证唯物观点，站在尽量公正的立场分析他对于中国近代史不可磨灭的影响，或好或坏。 晚清重臣李鸿章，他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兴办洋务运动，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最后哀荣。从他步入仕途之始 ，“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评价，在他盖棺后的100多年来“论犹未定”。有说其有误国、卖国之罪的，一说他有爱国进取之心，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论不过是过世云烟罢，我也只是仅仅根据其人其事对近代史的影响谈些个人看法，毕竟在近代史上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不灭，一味颂扬或者盲目贬斥都暂且放开一旁吧。根据历史先后顺序，我拣选了一些重要事件，且发表我的一愚之见。一、“壮年戎马”壮年李鸿章，是考取功名之后，投笔从戎的。那时的他，初出茅庐，被曾国藩赏识。他曾奉曾国藩之命整顿团练，招募新兵编练淮军。1864年，率部攻克常州，再攻占太平天国首府南京。1865年，署两江总督。旋调集淮军6万人赴河南镇压捻军，接替曾国藩为“剿捻钦差大臣”。可以说他是戎马十年了。1、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被后世史家和百姓骂成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其实这不仅对李是不公平的，对太平天国也是不公平的。大家太”抬举”它了！事实上，太平天国自从定都南京之后，就失去了原先的代表农民阶级的农民军的实质，内讧四起，骄傲自满，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愈来愈多的侵蚀到革命队伍内部。大兴土木建筑王宫，养尊处优生活奢靡这就证明了太平天国在本质上与清庭没什么差别。再则，当时的李鸿章并非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角，作为才出道的书面小生，他仅仅是个配角罢了。由此观之，李鸿章之于太平天国运动，不过只是历史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据历史发展观来讲，作为农民政权本身具有局限性的太平天国始终都会走向末路，而李鸿章便成为了恰好使其末路的人而已。除此，别无其他。2、编练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李鸿章深切体会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他精选优秀军官担任不同职务，任用其能，并以西式武器装备部队，坚持新法训练，以改进淮军的战斗力。有了这样一支军队，李在与太平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胜，不仅保住了上海，而且钳制住了太平军的许多精锐之师，对清庭最终战胜太平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军队就在李到了上海之后建立起来。他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是由不同力量的竞争者所组成，西方在武器和技术方面都已大大超越中国。所以，在军事上，他开始采用西化管理并装备了西式器械，对于中国军事近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军事近代化从此开始了。 二、“中年封疆”封疆大吏李鸿章，当时已是权倾三朝。彼时，俄国占据着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 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在大清地图上形如虚设，新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已经消失。 他却向慈禧奏言：“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他用“海防”重于“塞防”的理由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并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这是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尽管在左宗棠的坚持下终在一年后全境收复新疆，但李鸿章在这件事上渲染的败笔，差使中国如丧失外蒙古一般丧失新疆，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三、“晚年洋务”确实，李鸿章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清王朝末世衰危、内忧外患，在同外国的交往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师夷长技”的重要性。因此，他"师夷长技"，以清醒的头脑和勇于探索、实践的精神，求取中国的"富"和"强"。洋务运动后期，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领导和兴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创办了实力强大的中国近代海军；派遣了留学生，培养人才。所有这些，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使落后的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他的军事、教育、经济、外交等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影响直至今天仍留烙印。这些都说明，李鸿章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全方位的近代化。然则李鸿章主张的“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始终没触及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对于上层建筑他有着深深的信仰，彻底贯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所以就算对于各方面近代化工作李鸿章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作为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却忘记了进一步推动事物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他对历史的影响就是反向性的了。所以，最后，洋务运动失败了，失败于他对于封建势力的忠诚上，失败于他永不会触犯的封建制度上。纵有对中国近代化诸多方面的推动，最后，洋务运动都不得不止步于无法触及制度的软肋上，也便是功亏一篑了。四、签订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的一生，多次代表清廷办理对外交涉，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法》、《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晚年李鸿章，已入值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他认为，“外须和戎 ，内须自强”，在与外国交涉中，他负责具体的谈判、具体的签字、具体办理了很多的条约。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从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其所思所为无不打上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为了争取和局，在交涉时他又失却了坚守，多有妥协。1、《中法新法》由于李鸿章一向坚持争取和局的外交思想，并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就其和局思想本身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但他的这一思想客观上却存在很大的局限，并直接导致了中法战争中国的不败而败。要知道，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曾有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可见就历史的环境而言，对中国的自强是相当有利的。就中法战争失败，签订《中法新法》来说，李鸿章耽误了中国发展的前程。不敢说历史就此改变，但他对近代史的负影响从这里已经显现出来。2、《马关条约》 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故意挑起的侵略战，而清政府对于日本肆意的挑衅却无心抗战，一再求和，最后派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此时的李鸿章，仍旧是按照他一贯的主张争取和局，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不和？这是一个问题，它决定了中国会不会签条约，当然，他是要求和了，整个腐败的清王朝都是要求和了。从这一点来看，顺应时局顺应大流的李鸿章追随清王朝就注定败局。然而后人骂他卖国贼，我却不敢苟同了。要说啊，我们的李鸿章同志作为封建制度的忠诚卫士，一心维护统治阶级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打死也是不会卖国的。毕竟，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是不允许他这样做的。在谈判过程中，日方条件苛刻，他努力乞求降低条件，最后在日本的威逼与清廷的妥协下，李鸿章签下了历史上最刻毒的《马关条约》。悲乎，李鸿章！注定的历史棋子。小结纵横驰骋晚清政坛半个多世纪的李鸿章，被梁启超评价 “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他在仕途几十年间涉及了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促进近代化的事迹显示了他创新的血液，执意中国苟且于侵略者手中是他阶级本质的表现，而封疆时期反对收复新疆的过激则是他不可逃脱的罪责。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李鸿章创新过，李鸿章妥协过，他是中国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的特征存在于中国历史过渡的特征。作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开路先锋，也因对外来侵略者的妥协退让而使中国丧失主权和领土。综述，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正负都是有的，而这些，谁也不能称出个孰轻孰重。只是，功过焉能相抵，遭遇是是非非的老人，他不过是被历史玩弄于鼓掌间的棋子罢了。

政治制度的关键问题是其基本的框架结构，即政治制度的类型。政治制度的区别主要是由其框架结构决定的。因此，对于政治制度的研究必须首先弄清楚政治制度的类型。政治制度的类型定位将影响政治制度研究的所有方面。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也是如此。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类型定位，是正确研究、分析、认识、解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所有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其它的问题都可能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是错误的。在这个方面，以往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存在着某些偏差。一一般认为，古代政治制度存在着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共和政体、专制政体等类型，其中的一些类型是可以相连的，如君主专制政体、贵族君主政体、贵族民主政体、共和民主政体等。这些政治制度类型区分的基本尺度是，一人执政的是君主政体，少数人握有最高统治权的是贵族政体，全体公民拥有权力的是民主政体，专制政体则是指那些将所有的最高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并且可以任凭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的政体。在此，君主政体和君主专制政体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君主专制政体是指最高统治者一人控制着绝对权力，并且不受任何法律以及其它任何权力主体的限制和制约，君主政体虽然也是一种一人掌权的政体，但是与君主专制政体相比，君主手里的权力会受到法律的限制以及相应权力主体的牵制。另外，政治制度的类型还与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相联系，如城邦民主政体、城邦共和政体、封建贵族政体、封建君主政体等。那么，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类型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习惯于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类型称为封建专制政体或封建专制集权政体。当然，这样定位的一个基本原因，主要与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把中国古代社会看成是封建社会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在秦汉以后，基本上不存在典型封建社会的诸要素。即使存在过某些方面的相似性，也仅仅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的代表性。例如，拿“封建”一词来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只有先秦时期曾经出现过。但是，即使先秦时期的封建，与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封建比较，也只是形似而非神似。先秦的封建制以西周时期最为典型，而西周封建制的基本状况是:“吾闻国家之立本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1)很明显，中国的西周封建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有很大的差异。西周的封建“封建亲戚”(2)，是一种仍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封建”。其中，以嫡长子资格继承王位的天子是大宗，其他非嫡长子诸兄弟皆为小宗，从而构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的西周封建贵族的等级，这是一种按王国维先生所谓的“嫡庶制→宗法制→封建制”递进的封建关系，是一种中国式的“尊尊”与“亲亲”相结合的封建。在这种封建制度之下，无论是君主还是贵族地位的获得，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可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却并不是如此。在西欧中世纪，“采邑”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是财产权利和人身关系的体现，其基本的关系是契约互惠性的。因此，君主地位以及贵族头衔的获得，主要与土地财产权利挂钩，与契约关系相联系。这种封建正好与中古式的“血缘封建”相反，是一种“契约封建”或“采邑封建”。再拿秦汉以后的中古社会来说，不但不存在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甚至连先秦中国式的宗法封建也不复存在了。非但如此，秦汉以后，国家权力是高度集中的，控制了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和社会的所有方面，国家权力本身不受限制。此外，秦汉以后的官僚制度也日趋发达。这种状况，与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不可能产生官僚制度，以及不存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和受国家控制的社会的状况根本不是一回事，其中的距离非常巨大。所以，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不是典型的西欧中世纪式的封建社会，甚至可以说不是封建社会。除了封建社会的概念以外，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态分类还有许多不同的论点。这些论点主要有:(1)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2)治水社会或东方专制主义;(3)历史官僚帝国;(4)家产官僚制帝国;(5)伦理本位社会;(6)乡土社会;(7)世袭社会和选举社会;(8)宗法家族社会等。总的来看，宗法家族社会的主要特征是:1·宗法家族血缘关系。无论是史前时期，还是文明时期的宗法制度或家族制度，始终保持着人类最原始的血缘关系，而且从未中断过。这种血缘关系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关系，其他的一切关系皆由此出。2·家国同构。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大。一切的团体和个人都消融在家国之中。家为小家，国为大家;家为私家，国为公家，除了家就是国，其他的一切社会组织都可以被家或国解释和取代。3·专制权力———君权父权至上。在宗法家族社会，一家之长的权力和地位是最高的，一国之君的权力和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的，超越了法律以及其他的所有权力。君权就是法律，而父权受到法律的维护，没有其它的力量能够撼动。其他所有的权力和权利都源于君权与父权，因此，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君权与父权。4·宗法家族制度。与各个时期相应的一整套宗法家族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连续性的基本体现和保障。显然，在上述的各种观点之中，“宗法家族社会”的提法最契合中国古代社会的状况。尽管其他的观点也很精彩，但是，都有某些不足之处。“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是一般性的概括，缺乏清晰而详细的具体内容，在社会形态的描述上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治水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是一种非常西方化的说法，它考虑到了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由于中古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所造成的生存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家结构和组织形式。其中的许多论述都是确实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很有启示。但是，这种观点的一个基本问题，仍然是流于一般性的概括，把中国仅仅看作是东方国家，而没有更加深入地探究中国作为东方国家的一个特例，存在着那些更深层次的特征。此外，这一观点较为集中地论述了国家的政治层面，很少涉及社会层面。“历史官僚帝国”也是如此，它所关注的几乎都是帝国的政治统治方面的问题，并且偏重于官僚政治层面。韦伯的“家产官僚制”是最为全面和具体的，而且也指出了这种家产官僚制源于家族制，是属于“父权家长制”的类型。不过，韦伯关注的重点也是集中在政治统治方面。并且，韦伯只把秦汉以后看成是“家产官僚制”，而把先秦看成是“封建制”，至于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韦伯没有明确分析，而这一点对于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连续性是十分重要的。伦理本位社会和乡土社会则偏重于伦理道德层面的关系，对制度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层面却很少研究。“世袭社会”和“选举社会”的概念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状况?显然，对此的分析较为欠缺。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社会应该是宗法家族社会。在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社会，以父子为主的家族血缘关系一直是贯穿于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的转变，再从秦汉到清朝末年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轴。尽管，这种血缘关系的具体形式多有变化，但是，这种血缘关系本身是牢固的，没有任何改变。由于基本的家族关系的存在，导致中古社会的变迁始终没有脱离氏族→部族→宗族→家族的发展脉络，即使先秦时期的“封建”，也是“宗法封建”。比较欧中世纪的“采邑封建”或“契约封建”来说，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血缘封建”，家族的庶嫡宗法才是先秦封建的游戏规则。秦汉之后，宗法分封已经消失，封建也不复存在。但是，中古社会依然是宗法家族社会，不同的只是宗法的大宗小宗关系变成了宗族的君臣—父子关系，家国仍为一体，“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在家为孝，在朝为忠”已经成为几千年社会关系的真实写照。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中古社会怎样发生变化，其宗法家族的性质始终不变，形成社会变迁的一条主流线索，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定论上，我们可以冠以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在所有的名称前面都应该加上“宗法家族”四个字，例如，在“封建社会”之前加上“宗法家族”，就是“宗法家族封建社会”，其余类推。既然如此，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不是什么“封建专制集权政体”，而是与中国古代宗法家族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类型。从一般常识上讲，社会形态与政治制度的类型是密切相联的，不可能出现社会形态是一回事，而政治制度的类型又是另一回事的情况。实际上，历史上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形成和演变都无法脱离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系统和制度系统，政治制度只是社会系统和制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一般来说，社会系统和制度系统是怎样的，政治制度就一定是怎样的。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家族形态，必然导致中古宗法家族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类型。或者讲，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家族形态必然有一个相应的政治制度的存在。两者的关系未必是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一个密切相关的统一互动问题。在它们中间不可能产生一个不相干的“封建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类型，如果是为了习惯方便，也应该在前面加上“宗法家族”，即“宗法家族封建专制集权”政体。从整个世界范围的政治制度史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类型，它非但不同于西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城邦类型，帝国政制和中世纪时期的封建类型，而且不同于东方的日本、印度等类型。同时，也不同于那些典型的政体，如君主制、贵族制、绝对主义或专制主义。它是一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发达成熟的宗法家族模式的专制集权政体。欧洲古代历史上的希腊城邦制是一种多元的分权政体，一种复合的政治制度系统。这种政体已经脱离了早期国家的雏形，跨越了血缘家族的组织结构。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和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改革，确立了雅典城邦政体。梭伦的改革成功地摒弃了传统的家族门第制度，以财产为基础将全国的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并以此确定国家公职的任职资格。正如恩格斯所言:“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确定的，于是，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3)(P·114)此后，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把全雅典划分为十个选区，取消了原有的四个部落，消除了氏族贵族在部落中的势力，从而清除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部落的旧的政治体制的残余，真正实现了原始的早期国家向城邦文明国家的转型。此外，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改革，还先后确立了雅典城邦国家多元复合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早期雅典城邦制的政治体制也是一元集权的，国家权力结构的中心就是元老院，它是集立法、行政和司法于一身的。梭伦的政治制度改革第一次打破了这种制度结构，新设立了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拟订议程、预审提案，拥有立法权。他还设立了陪审法庭，陪审员从四个等级公民中选举产生，参与各种案件的审理，拥有司法权。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则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这种新型的多元复合的政治制度。他以五百人会议取代了四百人会议，其成员由十个选区各选50名代表组成。五百人会议不仅拥有审议权而且还拥有一定的执行权。他还颁布了贝壳放逐法，此法规定公民大会可以用贝壳或陶片作为表决票，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放逐任何有害国家的人，不管这个人是否身居高位，握有重权。希腊城邦政治体制的另一个典型是斯巴达，它是一种贵族共和政体。斯巴达国家设有两个国王，主持审理案件和某些重大的祭祀活动。这种一个国家拥有两个国王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斯巴达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是元老院，拥有国家所有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国家还设有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可以选举产生五个监察官。这些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监察官对于国王拥有绝对的监察和监督的重权，具体体现在对国王拥有控告权、裁决权、督兵权、审判权，甚至拥有在特殊时期取消国王资格的权力。与此比较，上述古代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以及制度特征，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是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也是不存在的。罗马帝国时期的政治制度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也颇为不同。元首时期拥有“奥古斯都”称号的屋大维，其拥有的绝对权力是元老院授予的，“元首”之义是第一公民。然而，中国古代的专制皇帝却是“天子”，其专制权力是“神授”的。至于西欧中世纪国家的封建政治制度，则是一种立体的多中心权力系统，维系这一系统的是一种中世纪的契约关系及法律体系。西欧中世纪封建政治制度，并不是一种一元单一的专制集权的政治体系，而是一种多元或多中心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了中央国王的政治权力、地方贵族的政治权力以及教会的政治权力。这三种主要的政治权力主体相互对立、相互制衡、相互制约，形成一种交叉复合的政治制度系统。在法兰克封建王国时期，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国王并未拥有过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国王在决定国家的重大事务时，并不象中国古代的皇帝那样可以自行其事，可以做到“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他必须经过贵族会议的合法程序，而贵族会议则是体现国王、各级贵族和大主教多中心权力意志的政治机构。贵族会议正是西欧中世纪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征，这种政治机构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此外，法兰克王国的最高官员宫相是由大封建主会议选举产生的。在查理大帝时期，全国分为98个郡，郡的长官由地方大贵族担任。这样一些政治制度的形式和内容，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是不存在的。早期的法兰克王国，实际上是一个被封建“公国”和“伯爵国”割据的徒有其名的国家，各国的封建领主都是独立的，国王只是众多贵族中间的“第一个”，权力非常有限。在国王之外，封建国家设有称为“库里亚”大会的封建主代表大会，有权决定国家一切重大的军政事务，甚至有权罢免国王和选举国王。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史中也从未出现过。二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政体，与上述世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政治制度类型都不相同。它没有出现过像希腊城邦制时期建立在多元基础上的古代民主和共和政体，也没有出现过像西欧中世纪封建时期那样的多中心政治体系。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宗法家族专制集权政体。这种政治制度类型的基础是血缘关系，主要体现为血缘家族关系，其核心是父子关系演化为国家政制制度的君臣关系。血缘关系是关键词，是解释和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类型的钥匙。吕思勉认为:“古代天子诸侯间之关系，实系宗族之关系。”(4)(P·373)宗族关系就是血缘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这里专指先秦时期。然而，实际上这种血缘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基本特征之一，贯穿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所有时期。在宗法家族式政治体系中，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是合二而一的，君臣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放大了的父子关系，所谓“君前臣名、父前子名”是也。君主是国主君父，大臣则是家奴臣子。父亲作为一家之主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君主作为一国之主也是独一无二的。于是，这种建立在血缘父子关系之上的君臣关系，赋予了国家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受约束的权力。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型构出一种绝对的权力，这种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是受到血缘关系保证的。与欧洲中世纪封建政治制度中君臣之间的契约关系不同，这种源于血缘父子关系的君臣关系，缺乏法律基础，法律规则难有作为，常常形同空文。君臣之间奉行的是一种出于孝的忠诚，而不是一种具有法律保障的出于约定的忠诚。在这种类型的政治制度中，保障君臣双方权力与地位的是君臣关系，而不是法律。维护一种良好的君臣关系，是政治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法律关系在君臣关系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君臣关系重于法律关系。此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家族式政治制度，其君臣关系之间必然缺乏一种权力与权利的结合和平26衡。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高居于臣子之上，随时可以凭借君主的地位为所欲为，而臣子则只有一种绝对的义务，臣子在君主面前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利地位的。在这种宗法家族式政治制度的框架下，君主为主而臣子为奴的状况是极其正常的现象，这也正是作为古代政府首脑的宰相，在皇帝面前也要自称是“奴才”的一个最重要的制度原因。具体而言，在宗法家族式政治制度中，由于血缘关系是其主要的特征，因此专制集权就是其必然的结果。国家政治化了的父子—君臣关系中的主角———皇帝与官僚就控制了所有的政治权力，这个古代国家就变成了官僚帝国。除了皇帝和官僚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可以染指政治权力。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皇帝与官僚的政治权力分配史。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式政治制度，完全不同于古代西方的希腊城邦制及中世纪封建的政治制度，在西方历史上，政治权力不仅被君主和官僚拥有，而且也被全体公民、贵族，甚至教会拥有。西方历史上的一些专制君主往往不是制度的产物，而是时代的产物或个人意志的产物，因此遭到人民的反抗，专制君主就是历史的罪人。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君主则是制度的产物，因此人民并不反抗专制皇帝，他们往往将希望寄予仁慈的皇帝，他们反抗的只是皇帝中的暴君。事实上，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曾经存在过，可是其程度却不尽相同，然而，中国古代宗法家族式的政治制度，在专制集权的程度上是最为极端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血缘家族的父子关系转变为国家政治化了的君臣关系之后，皇帝和官僚就完全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因此，对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家族式政治制度来说，专制集权是与生俱来的，除非血缘关系变为契约关系或法律关系，否则，其专制集权的本质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血缘关系是政治制度专制集权之源。中国古代宗法家族专制集权政治制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家国同构，国家等同于一个扩大了的家，国家政治制度的建构形同家族结构。先秦时期，国王是天下大宗，而小宗则分封为诸侯、卿大夫、士。秦汉以后，在政治制度的结构中，皇帝为国家独一无二的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就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因此，皇帝既是君主也是国父，是国家这个大家、“天下之家”的家长。而皇帝制度则是中国古代宗法家族专制集权政治制度中的最高层次的制度，犹如现代国家的宪政制度，具有核心地位。皇帝制度的定位为整个古代政治制度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原则，构造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在皇帝之下设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其中的宰相机构则为各级机构之首，宰相则为百官之首。其实，宰相这一称号最初的时候是贵族家的差役，后来逐渐变为贵族家的管家，战国时期又上升为诸侯的总管，秦汉之后才成为政府首脑。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宰相只是一个通称，各个朝代的具体名称各不相同。宰相之所以能够成为政府之首，其主要的原因正在于他是皇帝身边的管家、“秘书”。纵观宰相制度的历史演变，我们不难发现，历朝宰相机构和宰相的名称，都会发生与前朝不同的变化，几乎每朝的宰相机构与宰相名称都不完全相同。秦朝和汉初称丞相和丞相府，以后被三公之名所代替;东汉初年尚书台和尚书令地位渐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便有了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机构以及尚书令、中书令、门下侍郎等相继成为宰相机构和宰相名称。隋唐时期是三省制，以后又有了同中书门下政事堂。宋朝以中书门下设于禁中，又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为宰相。在这种多变的的特征中，反映出一种历史现象，即历朝的宰相机构与宰相全部都是从皇帝身边侍从、秘书转变而来的，因其服侍于皇帝身边而被授予“国之大家”的重权。中国古代的政府实质上是皇帝之大家的管理机构，它不象现代政府是一个服务于社会和公民的管理机构，是对社会和公民负责的。因此，家国同构的古代政府只对皇帝负责，正如《新唐书·百官志》所言:“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说到底，宰相不过是一个皇帝的总管家而已。但是，也有人认为，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皇帝与政府是分开的，皇帝是国家元首，代表国家;宰相是政府领袖，代表政府。其实这是用现代政府的建构和理念去比照中国古代政府，是出于主观判断。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皇帝与政府是一体的，政府其实就是皇帝的管家。政府首脑宰相只是辅佐皇帝，有权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而最后的决定权从来都在皇帝的手里。皇帝与宰相的关系就像国父与总管家27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6期学术专论的关系，宰相以辅弼天子为天职，如“丞相”之意是:丞者承也，承受之意，相，助也。皇帝是国之大家的君父，宰相只是帮助皇帝管理这个国家的。中国古代政府的宰相从来不象现代政府首脑那样，拥有完全独立的行政权力，在家族式政治制度中，宰相向来都是皇帝管家。宋朝的徐自明所著的《宋宰辅编年录》中说:“居元首者，实赖于股肱;济大川者，必资于舟楫。”这段话既道出了皇帝和宰相之间的真实关系，也说明了宰相其实就是皇帝的管家。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自秦汉到明清，历朝都有忠实辅弼皇帝的名相。据《旧唐书·房玄龄传》记载，房玄龄是唐太宗的名相，一身以辅佐天子为重，即使在病重之时，亦不忘检讨自己有负皇帝之事，唯恐因此“孤负圣君，则死有余责”。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皇帝与宰相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大家长”与总管家的主辅关系，而不是一种法律的关系。在这样的前提下，政府只对皇帝负责，宰相机构是如此，其它的中央政补充：府机构也是如此。秦汉中央政府的诸卿制度，其职责权限多数是皇帝、皇家和皇族事务，“国家”事务是围绕着皇家事务的。如秦汉时期诸卿中的少府卿，其职责就是掌管山海池泽之税，以为皇帝私藏，凡皇帝衣食住行，医药供奉，园林游兴，器物制作等，皆领少府，其长官秩中二千石。少府机构之大，属官之多，地位之高，在中央诸卿之中位居第一。又因其侍俸皇帝身边，所以其属官在秦汉以后，如尚书令等皆发展演变成宰相机构。此外，地方政府机构也是如此。先秦时期，受封的各级贵族就是地方政府。秦汉以后，各级地方政府就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他们没有自己自治的、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他们只对中央负责，奉命对地方进行治理。从地方组织机构的起源来看，地方最低一级政府机构———县，最早就是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的贵族“采邑”，战国以后逐渐演变成为地方政府机构。县的规模大小就是以家族数目的多少来划分的，“大县二万家，中县万五千家，小县万家。”(5)县作为古代地方政府机构，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化，可见它在宗法家族专制集权政治体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宗法家族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中，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建构是没有边界的，可以一直延伸到最底层，将社会的层面全部侵吞。虽然，政府机构的最低一级是县级，但是在县之下的乡里等基层政权组织，一直是附属于政府的。在那里，“大国之家”的政权组织与宗族、家族和一家一户的家庭连结了起来。这种类型的政治制度再一个特点，就是宗法家族化的统治工具性制度。在宗法家族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中，国家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是围绕着皇帝，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皇帝、皇家的“家天下”统治建构的，是皇帝私人专制统治的工具，是工具性的政治制度。在宗法家族的政治制度中，这些制度的公共性质和私人性质很难划分，对于皇帝来说，这些工具性制度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他可以用这些制度为公共利益服务，也可以用这些制度为私人利益效忠。然而，从本质上讲是私人性质的，是为巩固皇权、效忠皇帝而存在的。这些统治的工具性制度主要包括官僚制度、监察制度和军事制度。事实上，韦伯在研究家产制的时候，就详细地论述了“家产制的统治工具”，“家产制统治者个人的随从们，出于对他的传统身份地位的尊重而服从他。统治者可以利用这种信念，把他的权力扩大到处于他的直接统辖之外的疆域和人民之上，尽管这些人民可能并不相信他的正当性。通过这种方式，控制军事力量和行政机构(它们全都效忠于统治者个人)的权威，可以创立一个苏丹式专制政权。”(6)(P·366)在统治工具性制度中，首先是官僚制度。任何大规模专制统治，都必须拥有一个大规模的，执行统治者个人意志的政治组织。在宗法家族专制集权政体中，更是如此。秦汉在建立了统一的“家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