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领导学有关的论文

关于领导学有关的论文

协同领导：基于伦理和效率的提高【摘要】人非圣贤，孰人无过。领导者的良好形象要靠人格力量来维持。在实际工作中，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对待错误所持的态度，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同时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在个人修养上下工夫，做一个谦虚、朴实的好领导。 【关键词】领导者；自我批评；自我监督；自我教育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往往习惯于想像自己的权利有大，职位有多高。而常常忽视了自我监督和自我教育。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一、对批评的反应和自我批评 领导者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他如何对待工作中的缺点，如何对待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是否善于认识所犯的错误并决心进行自我批评。实际上这是一块试金石，能够使人们以足够的准确性判断领导者的成熟性，判断他接受被领导者对他的个人品质。如果领导者不隐瞒缺点，而且采取措施改正并消除它们，那么他多半经受得住职务要求的考验。但是，当他出于自尊心、对威信的错误理解和其他想法，把任何意见都看作企图侵犯他的特权并与自我批评格格不入时，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他必然面临停止不前的危险。 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实质在于“不容许对缺点以及有缺点的人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对人们的信任和尊重，应该同对于委托事业的高度严格要求联系在一起。”批评以改善共同事业、改正错误和失误为目的，因而它是十分宝贵的。党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看成是成功的领导工作和经济建设任务实现的必要条件。因此，重要的是由领导者亲自认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意义，并根据它们树立正确对待批评的榜样。 很多领导者了解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成功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来发展他们领导集体的成果。自我批评精神、自我监督和对现存缺点的清醒估计，有助于他们随时防止危机情势的发生，始终在集体中保持正常的社会心理，并且做出正确的决策。与此同时，还有不少这样的领导者，他们对待“来自下边”的批评反应自然不能说是健康的。结果是，没有人怀疑领导者的正确性，他似乎并没有侵占别人的利益，但是一旦有人稍稍触犯了他的利益，哪怕是处于完全正当的理由，他马上翻脸不认人了。我们中间还有一些领导者，最善意的批评都会被他们看成是个人的恩恩怨怨。一听到批评意见，他们更多想的不是改正缺点，而是开始想办法进行报复。遇到一点小小的反对意见，不去认真考虑这种反对意见的合理性，而是想该用什么办法，该用真话还是假话反驳它。本来应该敞开胸怀，而他们却握紧了拳头。 批评问题是尊重职工提出的意见和尊重他们的主动精神的问题，是领导者作为劳动集体的教育者的成熟程度的问题。由于领导者的过错，自觉遵守纪律受到压制，死板地照章办事反而受到鼓励。集体中可能会形成不信任和相互猜疑的气氛，这必然导致道德上的巨大损失，“小人”心理得到助长，从而将出现追逐价值倾向和“与我何干”的行为。听不得批评的领导者所造成的经济和道德损失，是他们的任何功绩所不能补偿的。他们通常在自己行为的正义性问题上并不糊涂，他们知道给自己不喜欢的人穿小鞋就是滥用职权，而这恰恰加深了他们行为的危险性。因此，他们行为并不仅仅是道德水平底的结果，在更大程度上是不受制裁心理作祟的结果。 有些领导者口头上接受批评意见，实际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克服缺点。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批评失之于空泛；虽然批评是为了揭露具体领导者工作方法上的疏漏，敦促他们做出认真的自我批评，但有些批评却仅仅是列举了已暴露的缺点。批评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在于所提出问题的意义。而自我批评的价值则取决于它的真诚，愿意迅速地改正错误和缺点。 提倡有原则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永远是集体健康气氛的证明，是教育和动员人们去实现本系统目标的手段。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领导者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技能，而且应该经常进行自我监督，及时发现自己的缺点。如果领导者认为轻视对自己的批评是容许的甚至可能做出压制批评的事，那么就应该同他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宪法规定每个人有批评权，当然，认真接受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用法律的手段加以保证。人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些有效的手段，其中应予以特别注意的是，保证使针对压制批评者采取的措施具有广泛的公开性。实践证明，人们常常想方设法在远离公众视线的地方进行审理工作。公开性首先要求对冲突事件进行讨论。这种事件必然伴随着对批评的打击报复，必然有每个关心者的参与，并且包含着说明冲突真相和实质所需的所有信息。如果某个领导者因为压制批评而受到上级处分，那么就应该在全体会上和座谈会上向公众宣布，还要建议在党的基层组织中讨论他的错误行为。 领导者的自我监督，在预防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方面占有特殊的位置。如果他不经常监督自己的行为并进行必要的矫正，他便会削弱自己的思维针对性。人们通常把这种思维上的变态叫做思维批评性的破坏，这并不是偶然的。具有批评思维的领导者能够三思而后行，能够调整自己的行为，按照预想结果检验并纠正自己的行为，从而总是能够正确评价建设性的批评，并利用它提高管理活动的效率。 二、谦虚和朴实 领导者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最为直接地同他养成的另外一些重要素质相联系，这就是谦虚和由谦虚决定的朴实。不难发现，缺少这两种素质，正是那些常常不喜欢批评并厌恶自我批评的人的特点。过于自尊和确信自己的行为一贯正确，会产生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轻视别人意见和利益的情绪，笃信他不用别人提醒便可顺利实现管理活动。 谦虚和朴实与凭良心办事分不开，并且确实可以使人的形象改观。对一个领导者来说，这两种素质就更加宝贵，欠缺这两种素质，是很难用别的什么优点来弥补的。如果说具备这两种素质对领导者是完全必要的，那么任其受到侵蚀甚至丧失它们，则会导致良心上的损害和玩忽职守。一个不谦虚的领导会经常过分强调个人，喜欢透过放大镜看自己的能力，却用望远镜看别人的能力。从另一方面说，谦虚可以使人的道德高尚，素质美好，并且提高他的威信。难道这样一些例子不值得注意：当马克思的女儿问马克思：“您最珍视人们的哪种优点？”马克思回答说：“朴实”。 遗憾的是，在选拔领导干部时并不是时时关心他们是否具备谦虚和朴实的美德。的确，有时候要从他们的外表找出这两种品质的真实表现并非易事。要知道，不靠本质而靠心术也可能被别人认为是一个谦虚和朴实的人。真正的谦虚和朴实是文化修养及知识水平的特征，谦虚和朴实是由这样一种信念所维系的：物质财富不过是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权力并不是处处占先的工具，而只是不应被辜负信任的标志。但是，领导者常常搞不清自己下属人员的真正品质，因为领导者所作的评价是以偶然表现出来的品质，而不是以典型品质为基础的。有时候一个各方面都很好，但很谦虚的人会不为人们所注意，而在前台的却可能是那些“好显示自己”的人，其原因不正在于此吗？ 自我监督以及定期向自己的集体报告工作，也是防止骄傲自满的有效手段。这些手段有利于加强领导者的责任感，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的决策和行为同集体中的现实环境的联系，获取大量而准确的关于职工对自己行为的反应的信息，并且及时修正自己的行为。 三、尊重被领导者的人格 领导者谦虚和朴实这两种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必须无条件地尊重被领导者的人格，被领导者的尊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受到贬低，尤其是不应受到侮辱。劳动成员之间的互敬关系能够创造良好的心理气候，它是形成自觉纪律，组织正常工作和调动职工主动精神的重要条件。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尊重人并没有成为每个领导者的规范。领导者不喜欢或粗暴对待下属人员，往往只是因为后者“胆敢”有自己的看法。有的领导者总爱亲近那些比别人更支持他的观点的人，可他并不懂得，有自己的看法，这意味着可以衡量、比较各种观点。诚然，被领导者应该是勤勉的执行者，但是，不应该“压服”他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伤害一个人的自尊心和剥夺他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实际上无异于剥夺他的自主性，而离开了自主性，就谈不上自觉地履行职责。 一些领导者的专业教育水平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文化素养水平。这种超越情况如此之大，以至于不能用“知识分子”的字眼来称呼他们。借口行政领导的才能而为这种领导人开脱是很不道德的。生活本身就断然否定这种“哲学”。轻视被领导者尊严的人不可能做一个好领导。如果他所领导的系统能够正常地工作，那就是说，取得的成绩是用不合理的代价换来的，如果在这个系统里占上风的是真正的同志式关系，那么这些成绩本来可能是更大的。 每个领导者都应怀这样一种情感，惠特曼把它概括为：“贬低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还要永远记住：“如果每个人眼睛里都有人格，人格问题就能够解决。” 总之，领导者的人格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具有社会效应。因为人们喜欢以领导的言谈举止为榜样。每一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既要注重大节，又要注重小节，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并不是很准确完整，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摘要：决策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职能之一，决策的好坏影响现代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伦理决策愈益成为现代企业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企业伦理决策何以可能、企业伦理决策的作用表现何在以及如何基于伦理考量开展决策活动成为现代决策者必须思量的问题。关键词：决策；伦理决策；决策模型一、基于伦理考量的企业决策的可能性及效用决策在现代西方管理学中拥有核心的地位与作用，企业伦理经营过程中如何制定符合伦理的决策也日益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著名的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提出了“管理就是决策”的观点，认为研究管理就是研究决策，研究管理的道德性问题的核心就是研究决策中的道德性。管理学者Hosmer(1987)认为一个伦理决策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典型特点：其一，后果的广泛性。绝大多数伦理决策有广泛的后果。其二，选择的多样性。许多伦理决策都是在有多种决策方案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做出的。其三，结果的复杂性。一项伦理决策的做出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混合的结果出现。其四，结果的不确定性。很多伦理决策具有不确定的后果。其五，决策的个性化。很多的伦理决策带有明显的个人含义。企业决策一般也具有上述典型的特征，所以决策与伦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个伦理决策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多方面特性的过程。在现代企业管理过程中，大量的问题需要进行决策，现代企业的决策也大量依靠量化的技术。但实际情况是，定量技术并非可以解决所的有决策问题。在企业决策过程中，总存在着不可能完全量化的因素；另外，如果所有的决策都可以进行定量的投入与产出计算的话，那么所有的决策完全可以由计算机去完成，也不需要领导决策者了。所以，在无法进行量化决策的情况下，决策过程中必须考量社会伦理内容。而且，任何企业的决策活动都是在对企业面临的内部与外部环境的考量下做出的，而其中的社会心理因素、政治、法律和道德因素是管理决策中必须考虑的重要的外在因素。再者，企业决策的最终是在主要决策者的指导与决断下完成的。对各种可行方案进行评估选择的过程，其实就是决策者依赖价值观做出价值判断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价值决策是管理决策的本质。换言之，决策所面临的困难不是管理问题本身而是价值观问题上的处理与选择。伦理决策在现代企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决策过程中的伦理考量有助于企业做出更好的决策。Bind和Gandz(1992)指出“如果管理者能更多地意识到他们的价值观、社会准则和伦理规范，并把他们用于决策，就可以改善决策；如果决策时能考虑到社会分析和伦理选择，那对管理者本身、企业和社会都是有益的；各种伦理分析工具能帮助管理者作出更好的决策，更清晰地向利益相关者解释其行为的理由。”第二，伦理决策有利于企业良好形象与声誉的树立。美国的道．克宁公司“乳房植入物事件”决策的不合伦理性给该公司形象与声誉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虽然事件发生后，该公司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还是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试想，如果公司在决策时有伦理考量，情况又将如何呢?强生、波音、惠普、IBM等公司的良好形象与声誉源于其决策过程中一贯的伦理考量。另外，伦理决策有益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建立。企业决策时伦理考量因素中包含企业决策过程中关注长期利益而非短期目标，关注多方利益相关者利益而非自身利益的绝对最大化。决策过程的道德贯通有助于企业赢得伦理优势，而这种伦理优势又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伦理优势引发的竞争优势是一种可靠的竞争优势，是一种致胜的竞争优势，是一种长远的竞争优势。二、企业伦理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决策者个人的价值观是其个人态度的基础，是行为的先导，因而毫无疑问成为企业伦理决策的关键。一项基于个人价值观的相关研究结果(William Frederick & JalliesWeber)表明：在决策者进行决策时，负责、诚实、有能力等工具性价值观对决策行为有较大的影响。Fritzsehe在研究了Rokeach价值观调查所得到的成果后得出了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就个人特征而言，在价值观、道德发展阶段和道德获准中，决策的最初影响来自于决策者个人的价值观。决策者个人秉持的价值观如何直接对决策伦理产生影响，关系到一个决策有无伦理指向。组织特征对伦理决策的实行起着重要的环境作用。伦理型企业文化的建立与伦理型组织风气的形成对决策者的伦理决策起着优势作用。学者Fritzsehe(1999)认为企业在制定伦理决策时须考量许多因素，具体包括：构成组织文化的共有价值观、组织政策和专业行为规范、战略性决策中的伦理因素以及来自利益相关者方面的影响等组织特征。备选决策方案的道德状态对决策的实际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学者Jones(1991)认为道德状态包括六个方面：其一，后果的大小，即行为所产生的危害和利益的总和；其二，社会一致意见，即社会对行为是好是坏的认同程度；其三，结果的可能性，即危害或利益实际出现的可能性；其四，临近时间，即行为后果开始之前的时间长短；其五，接近程度，即决策者与行为受益者或受害者间的社会、文化、心理或生理亲近程度；其六，结果的涉及面，即受行为影响的人的范围。他认为备选决策中的道德成分的确认机率与行为道德状态的高低直接相关。如果解决管理问题的决策方案有较高的道德状态，那么行为的道德状态就越高，行为的意图就越可能是道德的。选择道德的备选决策的机率随被考虑的备选方案的道德状态的提高而增加。进行伦理决策除了要重视决策者个人的伦理素质的提高，注重建立伦理型组织文化以及权衡决策方案的道德状态外，还应充分关注决策过程，只有建立一个道德贯通的决策过程才能真正保证决策的伦理化。三、企业伦理决策的相关模型国外众多学者都在研究探讨企业管理者伦理决策的问题。比较著名的学者如Fritzsehe，Carroll，Cullen，Ferrell，Larry，Hunt，Vitell，Trevino，Nelson，Blanchard和Peale等都致力于构建伦理决策的模型。从模型的特点出发，笔者将学者们的伦理决策模型概括为以下三大类。1．企业伦理决策的过程模型。在企业决策过程中，如何制定符合伦理的决策，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对一般决策程序进行某些修正，使决策过程赋予某些伦理考量。从伦理决策过程的角度阐述决策的伦理考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中，尝试较为完整地建立组织伦理决策模型的是Fritzsche(1999)，他指出伦理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主要包括四个步骤：确定管理问题；备选决策方案；根据经济、技术、社会与伦理标准评估每一个备选方案；进行两阶段决策过程。

领导权变论：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 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组织行为学家、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对领导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演进，已经由一般的领导形态学（Morphology of leadership ）、 领导生态学（Ecology of leadership ）发展为领导动态学（Dynamics ofleadership）研究，导致了领导权变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成为当今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因此，回顾领导权变理论的产生历史，科学地评介这种领导理论，对于我国的领导科学的发展不无积极意义。 从权变理论的产生到现在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它的影响已经波及到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许多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60年代初，人们逐渐地认识到，要找到一个适合于任何组织、任何性质工作和任务、任何对象的固定的领导性格特质、领导类型和领导行为方式，都是不现实的，明白了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普遍认为领导过程是领导者、被领导者及其环境因素的方程式，即领导的有效性＝f（领导者、被领导者、环境）。 领导的效率与领导者所处的具体情境和环境有关，不能用固定的模式进行管理。 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或情境理论（Situation theory）的基本观点认为，不存在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权变理论把内部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看成是自变量，把管理思想、管理方式和管理技术看成是因变量，因变量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管理者应根据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确定一种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权变理论的产生，起源于系统理论的发展，系统理论强调从整体出发而不是从局部出发去研究事物。Tovistock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系统论用于管理过程，提出了“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指出所谓社会技术系统是指一个企业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其中包括目标价值系统、组织结构系统、心理社会系统和管理系统等等。在企业中，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具有系统的开放性。组织中的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心理因素必须同技术——环境因素相适应，才能达到最佳的组织绩效。因此，权变理论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把组织绩效看成是这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领导权变理论是继领导者行为研究之后发展起来的领导学理论。这一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西方领导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本世纪以来，西方领导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领导者特质研究阶段，其研究之重点在于认定领导者的素质或特性，从而了解究竟何种人才适合充任领导者，如Birs早期研究发现用于区别领导人和非领导人的79种特质等；其次为领导者行为研究阶段，其研究旨趣在于描述领导者行为或领导方式，即了解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做好，如的领导作风理论，与Morton的“管理方格图”等；再次是领导的权变理论研究阶段，其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领导方式与团体组织效能之关系。权变理论在其出现后即以它特有的魅力而使以往的领导理论黯然失色。 首先，权变理论统合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领导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一种领导现象的出现，不仅是领导者本人的行为结果，而且还有赖于周围的领导环境。领导者特质研究和领导者行为研究皆以领导者为出发点，而以领导者个人之内在素质或行为来探究领导现象，程度不同地忽略了与领导现象相关的领导环境的重要作用，忽略了被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的作用。领导是一种动态的群体过程或社会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交互影响是领导过程之本质。在领导过程中，领导者是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被领导者是被影响的客体。没有被影响的客体，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若忽略对被领导者的研究，便难于了解领导现象之全貌，因而有偏颇之嫌。权变领导理论研究把领导者个人特质、行为者行为及领导环境相互联系起来，从而创造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领导理论体系。 其次，权变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效的领导方法。领导者特质研究重点在于分析领导者应具备的各种特质，以此作为选拔领导者的依据，而没有涉猎领导方法之领域。领导者行为研究虽已涉足领导方法领域，但其研究旨趣是企图从众多的成功领导者的行为中概括出一套理论的、固定不变的和放之四海皆适用的领导方式。而权变领导理论则以领导者个人特质、领导者行为及领导环境交互影响来解释领导现象，否认有任何固定不变、普遍适用的领导方式的存在，认为任何领导方式在与环境作适当搭配下，均可能成为最有效能的领导方式，因此它没有提出有关最佳领导方式之主张，而代之以领导方式与情境搭配之模式。 第三，权变领导理论更切合实际领导工作者的需要，由于领导本身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之研究者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不论是领导者特质研究还是领导者行为之研究，所得研究结果都矛盾丛生，使实际领导工作者有无所适从之叹。由于权变领导理论以统合之方式和权变之观点解释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吸收了前人的有益研究成果，从而为人们提供了研究领导现象的新途径和提高领导效能的新方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领导理论与领导实际的距离，满足了实际领导工作者对领导理论的需要。 最早对权变理论作出理论性评价的人是心理学家费德勒（ ）。 他于1962 年提出了一个“有效领导的权变模式（Contingency model of leadership effeveness）”，即费德勒模式。这个模式把领导人的特质研究与领导行为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与情境分类联系起来研究领导的效果。他通过15年调查之后，提出：有效的领导行为，依赖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及情境给予领导者的控制和影响程度的一致性。 费德勒认为，领导者的行为及其所要追求的目标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存在，是由领导者之间在基本需求方面的差异决定的。因此，应当而且必须以此种需求结构来界定领导方式。这是费德勒权变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所以，费德勒将领导方式（领导型态）归纳为两类，即“员工导向型”领导方式和“工作导向型”领导方式。前一领导方式以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其主要需要，而以完成任务之需要为辅。后一领导方式则以完成任务为其主要需求，而以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之需求为辅。在这里，费德勒将领导方式认定为领导者的一种人格特定，这种人格特质是一种具有持久性且不易改变之特征。费德勒还设计出一种LPC 量表，用以鉴别不同的领导方式，并认为无论何种领导方式均有利弊，十全十美的领导方式是不存在的。 费德勒不仅对领导方式作了分类，而且还对领导效能作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地探讨了如何使各种领导方式充分发挥其功能的问题。费德勒认为，一个领导者，无论他采取何种领导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领导效能，要想取得理想的领导效能，必须使一定的领导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领导情势相配合。 领导情势亦称“团体——任务”情境，是指发生领导行为所处的人际环境。它包括领导者与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任务结构和职位权力三个要素。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指团体成员对其领导者的情感，它包括尊重、友谊、信任、合作、接纳、支持以及忠诚程度。任务结构是指团体目标与任务的界定是否充分明确而妥当，它包括目标对成员来说是否清晰，成果的可测度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具有正确性及完成任务的途径或手段之多寡等。职位权力则指领导者现居职位所具有的权力之多寡或能使部属服从指挥的程度。换句话说，也就是领导者现居职位能对部属施展多大影响力，包括领导者的地位、权威与责罚、升贬、任黜、加薪、指派等能力。在领导情势的三个因素中，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费德勒看来，一个领导者要想取得理论的领导效能，必须通过一定的领导方式来对领导情势实施有效的控制，而领导者对领导情势程度又决定于领导者使领导情势三因素相互配合的状况。根据这三个因素不同的配合情形，可以看出领导对情势的控制程度有多高。因此，费德勒模式的最大优点于在它吸收了过去有关领导行为的研究成果，分清了不同领导方式能够发挥领导效能的情境。 继费德勒的权变论之后，70年代初，一种新型的领导权变理论颇受重视，这就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豪斯（ ）的通路——目标理论（Path goal theories）。该理论把伊万斯（ ）的研究加以延伸，又把期望理论与俄亥俄大学的领导行为二因素理论（关心人和抓组织）结合起来。该理论的基本前提是：某些领导行为之所以有效，乃是因为在该情境之中，这种行为有助于下属人员达成和工作有关的目标。豪斯等人认为：领导是一种激励部下的过程。领导方式只有适用于不同的部下和环境时，才是有效的。该理论的核心是要求领导者用抓组织、关心生产的办法帮助职工扫清达到目标的通路，用体贴精神关心人，满足人的需要；帮助职工通向自己预定的目标。因此，豪斯提出了四种领导方式：指令型的、支持型的、参与型的、成就型的。而这四种领导方式必须根据部下的不同情况分别选择，选择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即部下的人格特性和环境因素。人格特性包括能力、需求等。环境因素包括任务的性质、组织的权力系统和工作群体等。 与费德勒理论不同，通路——目标理论认为这四种领导方式可由同一领导者在不同情况下使用，这就比费德勒的二维领导模式更进了一步。但通路——目标理论关于高效率的领导行为的预言，并未完全得到一致性结果。这可能是由于领导行为的测定方式以及工作结构的测量尺度不完善所致。因此和其它权变理论一样，“通路——目标”论也是了解有效领导行为的主要方向之一，但是必须更进一步研究，以提高本理论的有效性。 1973年，佛鲁姆（）和耶顿（）又提出了领导——参与模式（Leader—participation model）。 这种模式主要是研究决策中的领导行为。模式指出：领导在进行决策时，会有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有效的领导应根据不同的情境让成员不同程度地参与决策。佛鲁姆认为有五种领导方式应有不同情境中灵活选择。而佛鲁姆这个模型是规范性的——它以决策树的形式提出了一系列应遵循的连续的规则，来确定在不同的情境中选择参与决策的方式和程序。 费德勒和耶顿的权变理论也把领导情境划分为八种情况，但划分的标准不同。费德勒是根据上下级关系、任务结构、职位权力来划分的，而费德勒是根据决策树所揭示的方案来选择担任经营决策任务的经理们的兴趣。费德勒模式将领导人的行为特点看成是固定不变，要通过调整领导者所处的环境以适应其特点，而领导——参与模式则认为领导行为应根据环境的需要而变化。 80年代以来， Heller 和Wilpert （1984 ）进一步提出Heller —Wilpert权变模型，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进行了大规模的跨文化国际比较研究。这一模型在理论上探讨了决策行为、资源利用、工作满意和管理的功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分析了各种权变量对决策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权力连续体（Influence——Continum）”的概念。 他们认为领导决策过程中参与的程度事实上反映了下级在决策过程中能够施加的影响及权力的大小。这种影响和权力可以在一个连续体的一端，一级对于决策制度没有任何影响和权力，另一端下级则拥有充分的权力和全面的影响。 对传统的权变模型公式：Y＝f（x），Heller和Wilpert提出了异议与批评。他们指出，组织活动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很难确定哪个变量是“因”，哪个是“果”。例如，如果参与的决策方式与组织绩效相关，我们很难说是参与导致了较高的组织绩效，还是与之相反的结果。因此，他们在研究中采用“核心变量”和“周围变量”的术语，而不能规定“自变量”和“因变量”。而所谓的“核心变量”是指研究者在研究中所关注的行为，“周围变量”则是那些对核心变量发生影响的变量。周围变量包含许多内容，Heller（1976）在研究中规定了五层次，它们构成了心理学上有意义的变量子系统。这种变量的划分，的确比费德勒、豪斯等模式进了一大步，并且，Heller和Wilpert（1981 ）进一步提出，在具体研究中至少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权变模式：等值模型、层次模型、缓冲器模型，这三种权变模型，对于他们研究总体模型的建立起着十分重要作用。当然，Hellert和Wilpert的权变理论仍只是一种理论假设，而未见到实证性研究的验证。这种权变思想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还值得深入研究。 总之，领导的权变理论是当代西方领导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把领导行为与情境因素结合起来考察领导方式，主张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确定最佳的领导方式的思想，是颇受人们重视的。因此，在学习研究过程中，对权变理论的各种学说，要本着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的思想，以促进我国领导科学的发展。

有关领导学的论文

领导权变论：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 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组织行为学家、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对领导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演进，已经由一般的领导形态学（Morphology of leadership ）、 领导生态学（Ecology of leadership ）发展为领导动态学（Dynamics ofleadership）研究，导致了领导权变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成为当今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因此，回顾领导权变理论的产生历史，科学地评介这种领导理论，对于我国的领导科学的发展不无积极意义。 从权变理论的产生到现在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它的影响已经波及到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许多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60年代初，人们逐渐地认识到，要找到一个适合于任何组织、任何性质工作和任务、任何对象的固定的领导性格特质、领导类型和领导行为方式，都是不现实的，明白了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普遍认为领导过程是领导者、被领导者及其环境因素的方程式，即领导的有效性＝f（领导者、被领导者、环境）。 领导的效率与领导者所处的具体情境和环境有关，不能用固定的模式进行管理。 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或情境理论（Situation theory）的基本观点认为，不存在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权变理论把内部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看成是自变量，把管理思想、管理方式和管理技术看成是因变量，因变量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管理者应根据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确定一种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权变理论的产生，起源于系统理论的发展，系统理论强调从整体出发而不是从局部出发去研究事物。Tovistock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系统论用于管理过程，提出了“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指出所谓社会技术系统是指一个企业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其中包括目标价值系统、组织结构系统、心理社会系统和管理系统等等。在企业中，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具有系统的开放性。组织中的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心理因素必须同技术——环境因素相适应，才能达到最佳的组织绩效。因此，权变理论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把组织绩效看成是这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领导权变理论是继领导者行为研究之后发展起来的领导学理论。这一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西方领导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本世纪以来，西方领导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领导者特质研究阶段，其研究之重点在于认定领导者的素质或特性，从而了解究竟何种人才适合充任领导者，如Birs早期研究发现用于区别领导人和非领导人的79种特质等；其次为领导者行为研究阶段，其研究旨趣在于描述领导者行为或领导方式，即了解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做好，如的领导作风理论，与Morton的“管理方格图”等；再次是领导的权变理论研究阶段，其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领导方式与团体组织效能之关系。权变理论在其出现后即以它特有的魅力而使以往的领导理论黯然失色。 首先，权变理论统合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领导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一种领导现象的出现，不仅是领导者本人的行为结果，而且还有赖于周围的领导环境。领导者特质研究和领导者行为研究皆以领导者为出发点，而以领导者个人之内在素质或行为来探究领导现象，程度不同地忽略了与领导现象相关的领导环境的重要作用，忽略了被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的作用。领导是一种动态的群体过程或社会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交互影响是领导过程之本质。在领导过程中，领导者是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被领导者是被影响的客体。没有被影响的客体，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若忽略对被领导者的研究，便难于了解领导现象之全貌，因而有偏颇之嫌。权变领导理论研究把领导者个人特质、行为者行为及领导环境相互联系起来，从而创造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领导理论体系。 其次，权变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效的领导方法。领导者特质研究重点在于分析领导者应具备的各种特质，以此作为选拔领导者的依据，而没有涉猎领导方法之领域。领导者行为研究虽已涉足领导方法领域，但其研究旨趣是企图从众多的成功领导者的行为中概括出一套理论的、固定不变的和放之四海皆适用的领导方式。而权变领导理论则以领导者个人特质、领导者行为及领导环境交互影响来解释领导现象，否认有任何固定不变、普遍适用的领导方式的存在，认为任何领导方式在与环境作适当搭配下，均可能成为最有效能的领导方式，因此它没有提出有关最佳领导方式之主张，而代之以领导方式与情境搭配之模式。 第三，权变领导理论更切合实际领导工作者的需要，由于领导本身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之研究者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不论是领导者特质研究还是领导者行为之研究，所得研究结果都矛盾丛生，使实际领导工作者有无所适从之叹。由于权变领导理论以统合之方式和权变之观点解释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吸收了前人的有益研究成果，从而为人们提供了研究领导现象的新途径和提高领导效能的新方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领导理论与领导实际的距离，满足了实际领导工作者对领导理论的需要。 最早对权变理论作出理论性评价的人是心理学家费德勒（ ）。 他于1962 年提出了一个“有效领导的权变模式（Contingency model of leadership effeveness）”，即费德勒模式。这个模式把领导人的特质研究与领导行为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与情境分类联系起来研究领导的效果。他通过15年调查之后，提出：有效的领导行为，依赖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及情境给予领导者的控制和影响程度的一致性。 费德勒认为，领导者的行为及其所要追求的目标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存在，是由领导者之间在基本需求方面的差异决定的。因此，应当而且必须以此种需求结构来界定领导方式。这是费德勒权变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所以，费德勒将领导方式（领导型态）归纳为两类，即“员工导向型”领导方式和“工作导向型”领导方式。前一领导方式以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其主要需要，而以完成任务之需要为辅。后一领导方式则以完成任务为其主要需求，而以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之需求为辅。在这里，费德勒将领导方式认定为领导者的一种人格特定，这种人格特质是一种具有持久性且不易改变之特征。费德勒还设计出一种LPC 量表，用以鉴别不同的领导方式，并认为无论何种领导方式均有利弊，十全十美的领导方式是不存在的。 费德勒不仅对领导方式作了分类，而且还对领导效能作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地探讨了如何使各种领导方式充分发挥其功能的问题。费德勒认为，一个领导者，无论他采取何种领导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领导效能，要想取得理想的领导效能，必须使一定的领导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领导情势相配合。 领导情势亦称“团体——任务”情境，是指发生领导行为所处的人际环境。它包括领导者与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任务结构和职位权力三个要素。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指团体成员对其领导者的情感，它包括尊重、友谊、信任、合作、接纳、支持以及忠诚程度。任务结构是指团体目标与任务的界定是否充分明确而妥当，它包括目标对成员来说是否清晰，成果的可测度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具有正确性及完成任务的途径或手段之多寡等。职位权力则指领导者现居职位所具有的权力之多寡或能使部属服从指挥的程度。换句话说，也就是领导者现居职位能对部属施展多大影响力，包括领导者的地位、权威与责罚、升贬、任黜、加薪、指派等能力。在领导情势的三个因素中，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费德勒看来，一个领导者要想取得理论的领导效能，必须通过一定的领导方式来对领导情势实施有效的控制，而领导者对领导情势程度又决定于领导者使领导情势三因素相互配合的状况。根据这三个因素不同的配合情形，可以看出领导对情势的控制程度有多高。因此，费德勒模式的最大优点于在它吸收了过去有关领导行为的研究成果，分清了不同领导方式能够发挥领导效能的情境。 继费德勒的权变论之后，70年代初，一种新型的领导权变理论颇受重视，这就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豪斯（ ）的通路——目标理论（Path goal theories）。该理论把伊万斯（ ）的研究加以延伸，又把期望理论与俄亥俄大学的领导行为二因素理论（关心人和抓组织）结合起来。该理论的基本前提是：某些领导行为之所以有效，乃是因为在该情境之中，这种行为有助于下属人员达成和工作有关的目标。豪斯等人认为：领导是一种激励部下的过程。领导方式只有适用于不同的部下和环境时，才是有效的。该理论的核心是要求领导者用抓组织、关心生产的办法帮助职工扫清达到目标的通路，用体贴精神关心人，满足人的需要；帮助职工通向自己预定的目标。因此，豪斯提出了四种领导方式：指令型的、支持型的、参与型的、成就型的。而这四种领导方式必须根据部下的不同情况分别选择，选择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即部下的人格特性和环境因素。人格特性包括能力、需求等。环境因素包括任务的性质、组织的权力系统和工作群体等。 与费德勒理论不同，通路——目标理论认为这四种领导方式可由同一领导者在不同情况下使用，这就比费德勒的二维领导模式更进了一步。但通路——目标理论关于高效率的领导行为的预言，并未完全得到一致性结果。这可能是由于领导行为的测定方式以及工作结构的测量尺度不完善所致。因此和其它权变理论一样，“通路——目标”论也是了解有效领导行为的主要方向之一，但是必须更进一步研究，以提高本理论的有效性。 1973年，佛鲁姆（）和耶顿（）又提出了领导——参与模式（Leader—participation model）。 这种模式主要是研究决策中的领导行为。模式指出：领导在进行决策时，会有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有效的领导应根据不同的情境让成员不同程度地参与决策。佛鲁姆认为有五种领导方式应有不同情境中灵活选择。而佛鲁姆这个模型是规范性的——它以决策树的形式提出了一系列应遵循的连续的规则，来确定在不同的情境中选择参与决策的方式和程序。 费德勒和耶顿的权变理论也把领导情境划分为八种情况，但划分的标准不同。费德勒是根据上下级关系、任务结构、职位权力来划分的，而费德勒是根据决策树所揭示的方案来选择担任经营决策任务的经理们的兴趣。费德勒模式将领导人的行为特点看成是固定不变，要通过调整领导者所处的环境以适应其特点，而领导——参与模式则认为领导行为应根据环境的需要而变化。 80年代以来， Heller 和Wilpert （1984 ）进一步提出Heller —Wilpert权变模型，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进行了大规模的跨文化国际比较研究。这一模型在理论上探讨了决策行为、资源利用、工作满意和管理的功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分析了各种权变量对决策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权力连续体（Influence——Continum）”的概念。 他们认为领导决策过程中参与的程度事实上反映了下级在决策过程中能够施加的影响及权力的大小。这种影响和权力可以在一个连续体的一端，一级对于决策制度没有任何影响和权力，另一端下级则拥有充分的权力和全面的影响。 对传统的权变模型公式：Y＝f（x），Heller和Wilpert提出了异议与批评。他们指出，组织活动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很难确定哪个变量是“因”，哪个是“果”。例如，如果参与的决策方式与组织绩效相关，我们很难说是参与导致了较高的组织绩效，还是与之相反的结果。因此，他们在研究中采用“核心变量”和“周围变量”的术语，而不能规定“自变量”和“因变量”。而所谓的“核心变量”是指研究者在研究中所关注的行为，“周围变量”则是那些对核心变量发生影响的变量。周围变量包含许多内容，Heller（1976）在研究中规定了五层次，它们构成了心理学上有意义的变量子系统。这种变量的划分，的确比费德勒、豪斯等模式进了一大步，并且，Heller和Wilpert（1981 ）进一步提出，在具体研究中至少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权变模式：等值模型、层次模型、缓冲器模型，这三种权变模型，对于他们研究总体模型的建立起着十分重要作用。当然，Hellert和Wilpert的权变理论仍只是一种理论假设，而未见到实证性研究的验证。这种权变思想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还值得深入研究。 总之，领导的权变理论是当代西方领导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把领导行为与情境因素结合起来考察领导方式，主张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确定最佳的领导方式的思想，是颇受人们重视的。因此，在学习研究过程中，对权变理论的各种学说，要本着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的思想，以促进我国领导科学的发展。

摘要：决策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职能之一，决策的好坏影响现代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伦理决策愈益成为现代企业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企业伦理决策何以可能、企业伦理决策的作用表现何在以及如何基于伦理考量开展决策活动成为现代决策者必须思量的问题。关键词：决策；伦理决策；决策模型一、基于伦理考量的企业决策的可能性及效用决策在现代西方管理学中拥有核心的地位与作用，企业伦理经营过程中如何制定符合伦理的决策也日益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著名的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提出了“管理就是决策”的观点，认为研究管理就是研究决策，研究管理的道德性问题的核心就是研究决策中的道德性。管理学者Hosmer(1987)认为一个伦理决策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典型特点：其一，后果的广泛性。绝大多数伦理决策有广泛的后果。其二，选择的多样性。许多伦理决策都是在有多种决策方案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做出的。其三，结果的复杂性。一项伦理决策的做出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混合的结果出现。其四，结果的不确定性。很多伦理决策具有不确定的后果。其五，决策的个性化。很多的伦理决策带有明显的个人含义。企业决策一般也具有上述典型的特征，所以决策与伦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个伦理决策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多方面特性的过程。在现代企业管理过程中，大量的问题需要进行决策，现代企业的决策也大量依靠量化的技术。但实际情况是，定量技术并非可以解决所的有决策问题。在企业决策过程中，总存在着不可能完全量化的因素；另外，如果所有的决策都可以进行定量的投入与产出计算的话，那么所有的决策完全可以由计算机去完成，也不需要领导决策者了。所以，在无法进行量化决策的情况下，决策过程中必须考量社会伦理内容。而且，任何企业的决策活动都是在对企业面临的内部与外部环境的考量下做出的，而其中的社会心理因素、政治、法律和道德因素是管理决策中必须考虑的重要的外在因素。再者，企业决策的最终是在主要决策者的指导与决断下完成的。对各种可行方案进行评估选择的过程，其实就是决策者依赖价值观做出价值判断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价值决策是管理决策的本质。换言之，决策所面临的困难不是管理问题本身而是价值观问题上的处理与选择。伦理决策在现代企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决策过程中的伦理考量有助于企业做出更好的决策。Bind和Gandz(1992)指出“如果管理者能更多地意识到他们的价值观、社会准则和伦理规范，并把他们用于决策，就可以改善决策；如果决策时能考虑到社会分析和伦理选择，那对管理者本身、企业和社会都是有益的；各种伦理分析工具能帮助管理者作出更好的决策，更清晰地向利益相关者解释其行为的理由。”第二，伦理决策有利于企业良好形象与声誉的树立。美国的道．克宁公司“乳房植入物事件”决策的不合伦理性给该公司形象与声誉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虽然事件发生后，该公司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还是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试想，如果公司在决策时有伦理考量，情况又将如何呢?强生、波音、惠普、IBM等公司的良好形象与声誉源于其决策过程中一贯的伦理考量。另外，伦理决策有益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建立。企业决策时伦理考量因素中包含企业决策过程中关注长期利益而非短期目标，关注多方利益相关者利益而非自身利益的绝对最大化。决策过程的道德贯通有助于企业赢得伦理优势，而这种伦理优势又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伦理优势引发的竞争优势是一种可靠的竞争优势，是一种致胜的竞争优势，是一种长远的竞争优势。二、企业伦理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决策者个人的价值观是其个人态度的基础，是行为的先导，因而毫无疑问成为企业伦理决策的关键。一项基于个人价值观的相关研究结果(William Frederick & JalliesWeber)表明：在决策者进行决策时，负责、诚实、有能力等工具性价值观对决策行为有较大的影响。Fritzsehe在研究了Rokeach价值观调查所得到的成果后得出了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就个人特征而言，在价值观、道德发展阶段和道德获准中，决策的最初影响来自于决策者个人的价值观。决策者个人秉持的价值观如何直接对决策伦理产生影响，关系到一个决策有无伦理指向。组织特征对伦理决策的实行起着重要的环境作用。伦理型企业文化的建立与伦理型组织风气的形成对决策者的伦理决策起着优势作用。学者Fritzsehe(1999)认为企业在制定伦理决策时须考量许多因素，具体包括：构成组织文化的共有价值观、组织政策和专业行为规范、战略性决策中的伦理因素以及来自利益相关者方面的影响等组织特征。备选决策方案的道德状态对决策的实际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学者Jones(1991)认为道德状态包括六个方面：其一，后果的大小，即行为所产生的危害和利益的总和；其二，社会一致意见，即社会对行为是好是坏的认同程度；其三，结果的可能性，即危害或利益实际出现的可能性；其四，临近时间，即行为后果开始之前的时间长短；其五，接近程度，即决策者与行为受益者或受害者间的社会、文化、心理或生理亲近程度；其六，结果的涉及面，即受行为影响的人的范围。他认为备选决策中的道德成分的确认机率与行为道德状态的高低直接相关。如果解决管理问题的决策方案有较高的道德状态，那么行为的道德状态就越高，行为的意图就越可能是道德的。选择道德的备选决策的机率随被考虑的备选方案的道德状态的提高而增加。进行伦理决策除了要重视决策者个人的伦理素质的提高，注重建立伦理型组织文化以及权衡决策方案的道德状态外，还应充分关注决策过程，只有建立一个道德贯通的决策过程才能真正保证决策的伦理化。三、企业伦理决策的相关模型国外众多学者都在研究探讨企业管理者伦理决策的问题。比较著名的学者如Fritzsehe，Carroll，Cullen，Ferrell，Larry，Hunt，Vitell，Trevino，Nelson，Blanchard和Peale等都致力于构建伦理决策的模型。从模型的特点出发，笔者将学者们的伦理决策模型概括为以下三大类。1．企业伦理决策的过程模型。在企业决策过程中，如何制定符合伦理的决策，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对一般决策程序进行某些修正，使决策过程赋予某些伦理考量。从伦理决策过程的角度阐述决策的伦理考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中，尝试较为完整地建立组织伦理决策模型的是Fritzsche(1999)，他指出伦理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主要包括四个步骤：确定管理问题；备选决策方案；根据经济、技术、社会与伦理标准评估每一个备选方案；进行两阶段决策过程。

经过5天封闭式的理论强化培训，感触颇深，下面我就谈一下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加强基层党员干部学习的重要性 加强基层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是发展经济的需要，是戍边、稳边的需要。通过学习使我深深地懂得，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够有力地促进各方面工作的进步，通过学习，使我明白*作为“三个队、四个力量”在*的巨大作用，也更坚定了我屯垦戍边的决心与信心。 二、不断地加强学习，对今后工作的指导意义 1、是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素质的需要 基层党支部是党在农村工作全部战斗力的基础，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为党的事业尽快培养一批政治合格、立场坚定，具有大局意识的党员干部。作为新时期的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我深知自己的责任，学习党章，学习党的两个条例，不断地熟悉党的工作，提高自身政治素质水平，用党的理论去分析与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更好地为人民致富服务。 2、是树立正确的“三观”需要 “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是“三观”教育的基本内容，树立“三观”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永保党不褪色，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质所在。淡泊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为政之道。 3、是加强班子建设的需要 人民群众认识共产党人，就是从我们基层班子党员干部的身上来认识。基层党支部班子担负着传达党的政策，带领人民共同致富的责任，这就要求基层党支部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通过不断地学习，增强我们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信念，廉洁奉公，体察人民群众的疾苦，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为民办实事，求真务实，不断增强班子的凝聚力，积极开展“两级党建联创”，为人民选准发展致富的路子。 4、是增强依法行政，依法维连的需要 当今社会是法制社会，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这也对行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5、是增强创新、发展观念的需要 市场是一双无形的手，市场经济是对市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是开放竞争、优胜劣汰。作为新时期的党员干部，必须加强学习，掌握先进的管理方式，捕捉市场信息，从而指导生产，减少因决策失误而给人民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加快*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立足于本地实际，求真务实，大胆创新，谋求经济快速发展。 三、基层党员干部如何加强学习 1、端正态度，大兴学习之风 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必须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端正学习态度，珍惜每次培训学习的机会，遵守学习纪律，做好笔记，认真写好心得体会，平时也要加强各方面的学习，进行自我完善。 2、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更好地用于实践，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把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实现好。学习法律知识就要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把依法行政渗透到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中。

管理学关于领导的论文

领导者的成就动机, 是指领导者从事角色活动并欲达到某种理想境地的内在动因和心理倾向。它激励领导者在不断的追求中感受到自我价值实现的愉悦,体验到创造和追求的价值,使其心理素质和领导技能在动态的锤炼中不断提高,臻于成熟。因此,研究领导者的成就动机问题, 既是领导心理学的重要内容, 也是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一领导者成就动机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是一个多要素的复杂系统运动变化的结果。在这个系统中, 领导者的个性心理、政治品质和智能水平等主观因素, 对成就动机的形成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同时,领导者从事角色活动的内外部环境、工作对象和人际关系等, 也会对其成就动机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这些主客观因素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成为领导者成就动机产生的契机。那么, 直接影响领导者成就动机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第一, 成就需要。一切动机产生于需要。领导者的成就动机, 主要来源于自身的成就需要, 即自我实现需要。领导者的成就需要, 主要表现为领导者希望以胜人一筹的胆识和才能, 组织和带领某一团体或地区群众进行创造性的活动, 为社会贡献物质或精神财富,以博得社会的认同,赢得威信和自尊。一般而言, 成就需要与一个人的年龄、性别、能力、气质和社会阅历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年纪较轻、阅历单纯、性格刚毅、能力较强的人, 成就意识一般都较强; 年龄较大、经历坎坷、性格懦弱、能力较差的人,成就意识一般都偏弱。凡是成就需要强烈的领导者,其成就动机都比较强,往往乐于承担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表现出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而且很少被外在压力所左右; 凡是成就需要比较弱的领导者, 其成就动机也就相应比较弱, 常常表现为缺乏上进心和自信心,经不起挫折和打击,碰到困难就畏缩不前。可见, 成就需要是领导者产生成就动机的重要源泉。第二, 价值观念。一个人的成就动机与其业已形成的价值观念有着密切关系。领导者的成就动机更是如此。领导者的价值观念, 决定其成就动机的性质和方向。在需要与可能、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奉献与索取的心理冲突中, 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领导者,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产生不同的成就动机。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高尚的领导者, 常常将自己的成就动机建立在符合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需要的基础上, 以其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去探索真理、追求成功,在为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奋斗中, 实现自我价值,享受成功的体验,使其人生价值与成就动机达到完美的统一。古今中外许多杰出人物和有识之士, 为了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而奉献毕生精力甚至宝贵生命, 就是这种高尚的价值观念与强烈的成就动机有机结合的典范。而心胸狭隘和私欲膨胀的领导者, 则往往会把成就动机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的基础上, 片面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只做那些“显山露水”、“立竿见影”的事, 有的甚至发展到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的地步。第三,抱负水平。一般而言,领导者在进入角色活动之前, 都会预先确立自己想要达到的成就目标, 并为此而做出不懈的努力。这就是抱负水平。首先, 抱负水平是以自我评价为基础的。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聪明的领导者, 不仅要充分了解自己的工作对象,更重要的是要充分了解自己,必须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所长所短,并以此来决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决不做自己能力所不及的事。其次, 抱负水平的高低是由个人对其角色活动的成功与失败的体验决定的。有的人成功后骄傲自满, 从而导致抱负水平的降低;相反,有的人失败后更激起其迎头赶上或超过他人的决心,提高了抱负水平,成就动机则更加强烈。所以, 抱负水平对领导者的成就动机影响极大。二追求成功、力避失败的成就动机,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心理财富,是领导者获得成功的心理基石。但是, 高尚纯正、强而适度的成就动机,离不开领导者长期的自我修养和适时的心理调节。其一, 培养健全的心理素质。一个才华出众、智力超群的干部,可能由于自身性格的缺陷最终一事无成; 一个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年轻人,面对工作中的挫折和失败毫不气馁, 但却因个人感情上的一点波折而导致心理失衡, 甚至一蹶不振。这些事实充分说明, 健全的心理素质既是领导者获得人生快乐、追求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 也是保持适度的成就动机的基础条件。因此, 领导职业的特殊性和领导职责的重要性, 客观上要求领导者必须结合角色活动和社会实践加强个性修养,在自我教育、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健全心理素质,始终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稳定的情绪状态、健全的性格结构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为领导活动的成功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其二, 保持适度的动机水平。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的成就动机的强弱高低,不仅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因素,同时也受到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领导者在进入角色活动之前,不仅要有“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的良好愿望, 而且还应根据自身素质和外部客观条件的许可程度, 确立一个强而适度的成就动机。倘若动机过弱, 成就目标要求过低, 势必缺乏应有的进取精神, 表现为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安于现状、无所作为。如果动机过强,成就目标过高, 且急于有所建树和显示政绩, 容易使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在最能“显露政绩”的方面, 放在“争取选票”上, 而不是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利益出发, 踏踏实实地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发展到严重的程度,或是为追求高标准、高速度而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取荣誉, 或是以牺牲本地区、本单位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加官晋爵”捞取资本, 有的甚至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置党纪国法于不顾, 搞“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一旦这种过高的成就动机得不到实现, 或者这种所谓的“政绩”得不到承认, 便会产生心理挫折, 有的甚至一蹶不振, 消沉下去。因此, 领导者必须善于根据主客观条件的需要, 合理确定和适时调节成就动机,防止“过度”或“不及”。其三, 增强成就动机的效应反馈。领导活动就是领导者率领被领导者去作用于一定对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领导者不仅要善于将自己的成就动机转化为本地区、本单位的工作目标和群众的自觉行动, 而且要十分注意加强成就动机的效应反馈, 并据此来适时检验或调节动机水平。这种反馈一般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群众情绪和觉悟程度的反馈。当群众对工作目标持积极的情绪反应时, 领导者应以此来强化自己的成就动机, 带领群众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努力; 当群众对工作目标反应冷淡、消极抵制甚至反感时, 领导者则应冷静地分析原因,找出对策,或是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客观情况的要求, 及时调整自己的成就动机, 或是通过增强执政开放程度等途径,吸收群众参政议政,增强群众对领导者成就动机的心理承受能力, 充分调动他们实现工作目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工作成果的反馈。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在取得满意的工作成果时所产生的愉快情绪反应,属于正反馈;在遭到失败和挫折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消极、委靡的情绪反应为负反馈。在实施领导的过程中,无论出现哪种结果, 领导者都应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做到胜不骄, 败不馁。当工作结果不甚理想甚至失败时, 要善于消除因失败而带来的心理障碍, 及时分析原因, 找出对策, 吸取教训,以利再战。当事业取得成功,目标得以实现时, 要充分利用成功所带来的正反馈, 修正和强化自己的成就动机, 增强角色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带领群众朝着新的更高的奋斗目标冲刺,实现新的飞跃。

[摘要] 本文分析了有效沟通的基本含义，从五个方面对有效沟通的重要性进行分析。领导者的有效沟通有助于领导者推动变革性的主动行为，发布行动号召，加强组织的能力，创建激励产生的组织环境，进行科学的决策，实现组织的愿景；明了有效沟通的重要性，正确掌握有效沟通的技巧，在组织中实现有效沟通。[关健词] 有效沟通 领导沟通 沟通重要性 沟通技巧一、有效沟通的含义领导沟通是由领导者发出的建立于一个组织的价值观念与文化基础之上的信息所构成。而且这些信息对于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如：员工、顾客、战略伙伴、股东和媒体具有重大的影响。而在沟通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外界干扰以及其他的种种原因，信息往往丢失或被曲解，使得信息的传递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因此，组织的沟通存在有效沟通的问题。所谓有效沟通，就是传递和交流的信息可靠性和准确性高的信息或思想的传递或交换的过程。它表明了组织对内外噪音的抵抗能力，因而和组织的智能是连在一起的。沟通的有效性越明显，说明组织智能越高。有效沟通是组织管理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领导与沟通密不可分，有效的沟通意味着良好的管理，成功的领导则要通过有效的沟通来实现，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有效沟通是领导艺术的精髓。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就明确把有效沟通作为管理的一项基本职能，无论是决策前的调研与论证，还是计划的制定、工作的组织、人事的管理、部门间的协调、与外界的交流都离不开沟通[1]。无数事实证明，优秀的组织必然存在着有效的沟通。二、有效沟通的重要性对于领导者而言，有效沟通不容忽视。没有信息意味着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而信息只能通过沟通得到。而一旦作出决策，又要进行沟通，否则决策就无法实施。信息接收者能否接受并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信息发送者发送的信息决定了沟通的有效程度。而公开、公正、适度的有效信息才有可能被人们所接受。因此，有效沟通有其独特的重要性。1、有效沟通有助于领导者推动变革性的主动行为，发布行动号召。有效沟通的信息使人们为改变工作方向做好准备，并告诉组织成员改变的理由，这些信息激励人们在一项号召下集合起来，它告诉人们要做什么和如何去做。有效沟通信息还会使组织成员学会欣然接受改变，使组织成员运用自身的能力给组织带来一定的机遇。调动员工参与管理的积极性，激励员工无私奉献。2、有效沟通有利于肯定组织的愿望和使命。高明的领导必须为他的组织创造愿望，领导信息可以让人明了组织前进的方向和它的定位。例如，像这样阐明团队的目标："我们的任务是在年底之前完成这个项目。一旦完成，激动人心的新产品就会应客户要求而问世。新产品可以让客户提高工作效率，也可以让我们拓展业务并从中获利。"[2]3、有效沟通有利于加强组织的能力，创建激励产生的环境。能有效沟通领导者的信息强调组织的优势，目的在于使员工感到满意。这些信息提供了工作的原因，并创造出人们取得成功的道路。它还描述了成功带来的好处，比如说，一个更具有竟争力的组织、更多的升迁的机会，或是增加的报酬。人是有思想、有理想的生物个体，工作动力的主要来源在于个体对某种目标追求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领导者通过有意识的与下属沟通，可以使下属更加清晰地明白自己的工作性质、工作目标和工作意义，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4、有效沟通有利于集思广益，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减少计划的盲目性。通过有效的沟通，能激发下属独立思考、大胆发言，通过沟通，可以使下属更加清晰的明白自己的工作性质、工作目标和工作意义，感受到自己生存的思想共振，从而引发出更多的创造性设想。稳定组织成员的思想情绪，改善组织内的人际关系。在一个组织内部，无论是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个人之间，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进行有效沟通都是极其重要的。众所周知，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实际工作中，人们互相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组织信息沟通渠道堵塞，职工间的意见难以沟通，就会使人们产生压抑、郁闷的心理。这样，不仅影响职工心理健康，还将严重影响组织的正常工作。因此，一个组织若要顺利运行，必须保证组织内部上下、左右各种沟通渠道的畅通，只有这样才能激励员工的士气，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提高管理效能。

楼上的 太现实了 一看就知道是从网上复制的. 这个问题，应该自己用心去想的,而不是去抄.

有关领导学的主题论文

协同领导：基于伦理和效率的提高【摘要】人非圣贤，孰人无过。领导者的良好形象要靠人格力量来维持。在实际工作中，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对待错误所持的态度，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同时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在个人修养上下工夫，做一个谦虚、朴实的好领导。 【关键词】领导者；自我批评；自我监督；自我教育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往往习惯于想像自己的权利有大，职位有多高。而常常忽视了自我监督和自我教育。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一、对批评的反应和自我批评 领导者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他如何对待工作中的缺点，如何对待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是否善于认识所犯的错误并决心进行自我批评。实际上这是一块试金石，能够使人们以足够的准确性判断领导者的成熟性，判断他接受被领导者对他的个人品质。如果领导者不隐瞒缺点，而且采取措施改正并消除它们，那么他多半经受得住职务要求的考验。但是，当他出于自尊心、对威信的错误理解和其他想法，把任何意见都看作企图侵犯他的特权并与自我批评格格不入时，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他必然面临停止不前的危险。 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实质在于“不容许对缺点以及有缺点的人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对人们的信任和尊重，应该同对于委托事业的高度严格要求联系在一起。”批评以改善共同事业、改正错误和失误为目的，因而它是十分宝贵的。党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看成是成功的领导工作和经济建设任务实现的必要条件。因此，重要的是由领导者亲自认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意义，并根据它们树立正确对待批评的榜样。 很多领导者了解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成功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来发展他们领导集体的成果。自我批评精神、自我监督和对现存缺点的清醒估计，有助于他们随时防止危机情势的发生，始终在集体中保持正常的社会心理，并且做出正确的决策。与此同时，还有不少这样的领导者，他们对待“来自下边”的批评反应自然不能说是健康的。结果是，没有人怀疑领导者的正确性，他似乎并没有侵占别人的利益，但是一旦有人稍稍触犯了他的利益，哪怕是处于完全正当的理由，他马上翻脸不认人了。我们中间还有一些领导者，最善意的批评都会被他们看成是个人的恩恩怨怨。一听到批评意见，他们更多想的不是改正缺点，而是开始想办法进行报复。遇到一点小小的反对意见，不去认真考虑这种反对意见的合理性，而是想该用什么办法，该用真话还是假话反驳它。本来应该敞开胸怀，而他们却握紧了拳头。 批评问题是尊重职工提出的意见和尊重他们的主动精神的问题，是领导者作为劳动集体的教育者的成熟程度的问题。由于领导者的过错，自觉遵守纪律受到压制，死板地照章办事反而受到鼓励。集体中可能会形成不信任和相互猜疑的气氛，这必然导致道德上的巨大损失，“小人”心理得到助长，从而将出现追逐价值倾向和“与我何干”的行为。听不得批评的领导者所造成的经济和道德损失，是他们的任何功绩所不能补偿的。他们通常在自己行为的正义性问题上并不糊涂，他们知道给自己不喜欢的人穿小鞋就是滥用职权，而这恰恰加深了他们行为的危险性。因此，他们行为并不仅仅是道德水平底的结果，在更大程度上是不受制裁心理作祟的结果。 有些领导者口头上接受批评意见，实际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克服缺点。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批评失之于空泛；虽然批评是为了揭露具体领导者工作方法上的疏漏，敦促他们做出认真的自我批评，但有些批评却仅仅是列举了已暴露的缺点。批评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在于所提出问题的意义。而自我批评的价值则取决于它的真诚，愿意迅速地改正错误和缺点。 提倡有原则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永远是集体健康气氛的证明，是教育和动员人们去实现本系统目标的手段。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领导者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技能，而且应该经常进行自我监督，及时发现自己的缺点。如果领导者认为轻视对自己的批评是容许的甚至可能做出压制批评的事，那么就应该同他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宪法规定每个人有批评权，当然，认真接受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用法律的手段加以保证。人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些有效的手段，其中应予以特别注意的是，保证使针对压制批评者采取的措施具有广泛的公开性。实践证明，人们常常想方设法在远离公众视线的地方进行审理工作。公开性首先要求对冲突事件进行讨论。这种事件必然伴随着对批评的打击报复，必然有每个关心者的参与，并且包含着说明冲突真相和实质所需的所有信息。如果某个领导者因为压制批评而受到上级处分，那么就应该在全体会上和座谈会上向公众宣布，还要建议在党的基层组织中讨论他的错误行为。 领导者的自我监督，在预防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方面占有特殊的位置。如果他不经常监督自己的行为并进行必要的矫正，他便会削弱自己的思维针对性。人们通常把这种思维上的变态叫做思维批评性的破坏，这并不是偶然的。具有批评思维的领导者能够三思而后行，能够调整自己的行为，按照预想结果检验并纠正自己的行为，从而总是能够正确评价建设性的批评，并利用它提高管理活动的效率。 二、谦虚和朴实 领导者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最为直接地同他养成的另外一些重要素质相联系，这就是谦虚和由谦虚决定的朴实。不难发现，缺少这两种素质，正是那些常常不喜欢批评并厌恶自我批评的人的特点。过于自尊和确信自己的行为一贯正确，会产生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轻视别人意见和利益的情绪，笃信他不用别人提醒便可顺利实现管理活动。 谦虚和朴实与凭良心办事分不开，并且确实可以使人的形象改观。对一个领导者来说，这两种素质就更加宝贵，欠缺这两种素质，是很难用别的什么优点来弥补的。如果说具备这两种素质对领导者是完全必要的，那么任其受到侵蚀甚至丧失它们，则会导致良心上的损害和玩忽职守。一个不谦虚的领导会经常过分强调个人，喜欢透过放大镜看自己的能力，却用望远镜看别人的能力。从另一方面说，谦虚可以使人的道德高尚，素质美好，并且提高他的威信。难道这样一些例子不值得注意：当马克思的女儿问马克思：“您最珍视人们的哪种优点？”马克思回答说：“朴实”。 遗憾的是，在选拔领导干部时并不是时时关心他们是否具备谦虚和朴实的美德。的确，有时候要从他们的外表找出这两种品质的真实表现并非易事。要知道，不靠本质而靠心术也可能被别人认为是一个谦虚和朴实的人。真正的谦虚和朴实是文化修养及知识水平的特征，谦虚和朴实是由这样一种信念所维系的：物质财富不过是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权力并不是处处占先的工具，而只是不应被辜负信任的标志。但是，领导者常常搞不清自己下属人员的真正品质，因为领导者所作的评价是以偶然表现出来的品质，而不是以典型品质为基础的。有时候一个各方面都很好，但很谦虚的人会不为人们所注意，而在前台的却可能是那些“好显示自己”的人，其原因不正在于此吗？ 自我监督以及定期向自己的集体报告工作，也是防止骄傲自满的有效手段。这些手段有利于加强领导者的责任感，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的决策和行为同集体中的现实环境的联系，获取大量而准确的关于职工对自己行为的反应的信息，并且及时修正自己的行为。 三、尊重被领导者的人格 领导者谦虚和朴实这两种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必须无条件地尊重被领导者的人格，被领导者的尊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受到贬低，尤其是不应受到侮辱。劳动成员之间的互敬关系能够创造良好的心理气候，它是形成自觉纪律，组织正常工作和调动职工主动精神的重要条件。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尊重人并没有成为每个领导者的规范。领导者不喜欢或粗暴对待下属人员，往往只是因为后者“胆敢”有自己的看法。有的领导者总爱亲近那些比别人更支持他的观点的人，可他并不懂得，有自己的看法，这意味着可以衡量、比较各种观点。诚然，被领导者应该是勤勉的执行者，但是，不应该“压服”他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伤害一个人的自尊心和剥夺他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实际上无异于剥夺他的自主性，而离开了自主性，就谈不上自觉地履行职责。 一些领导者的专业教育水平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文化素养水平。这种超越情况如此之大，以至于不能用“知识分子”的字眼来称呼他们。借口行政领导的才能而为这种领导人开脱是很不道德的。生活本身就断然否定这种“哲学”。轻视被领导者尊严的人不可能做一个好领导。如果他所领导的系统能够正常地工作，那就是说，取得的成绩是用不合理的代价换来的，如果在这个系统里占上风的是真正的同志式关系，那么这些成绩本来可能是更大的。 每个领导者都应怀这样一种情感，惠特曼把它概括为：“贬低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还要永远记住：“如果每个人眼睛里都有人格，人格问题就能够解决。” 总之，领导者的人格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具有社会效应。因为人们喜欢以领导的言谈举止为榜样。每一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既要注重大节，又要注重小节，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并不是很准确完整，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对于组织者——校方，和答辩者——毕业论文作者是不同的。校方组织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简单说是为了进一步审查论文，即进一步考查和验证毕业论文作者对所著论文论述到的论题的认识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进一步考察毕业论文作者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审查毕业论文是否学员自己独立完成等情况。第一，进一步考查和验证毕业论文作者对所著论文的认识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是高等学校组织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之一。一般说来，从学员所提交的论文中，已能大致反映出各个学员对自己所写论文的认识程度和论证论题的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问题没有充分展开细说，有的可能是限于全局结构不便展开，有的可能是受篇幅所限不能展开，有的可能是作者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或者以为没有必要展开详细说明的；有的很可能是作者深不下去或者说不清楚而故意回避了的薄弱环节，有的还可能是作者自己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的不足之处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提问和答辩就可以进一步弄清作者是由于哪种情况而没有展开深入分析的，从而了解学员对自己所写的论文的认识程度、理解深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第二，进一步考察毕业论文作者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是组织毕业论文答辩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二。通过论文，虽然也可以看出学员已掌握知识面的深度和广度。但是，撰写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不是考查学员掌握知识的深广度，而是考查学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和锻炼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学员在写作论文中所运用的知识有的已确实掌握，能融会贯通的运用；有的可能是一知半解，并没有转化为自己的知识；还有的可能是从别人的文章中生搬硬套过来，其基本涵义都没搞清楚。在答辩会上，答辩小组成员把论文中有阐述不清楚、不祥细、不完备、不确切、不完善之处提出来，让作者当场作出回答，从而就可以检查出作者对所论述的问题是否有深广的知识基础、创造性见解和充分扎实的理由。第三，审查毕业论文是否学员独立完成即检验毕业论文的真实性是进行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之三。撰写毕业论文，要求学员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但它不像考试、考查那样，在老师严格监视下完成，而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一般为一个学期)内完成，难免会有少数不自觉的学生会投机取巧，采取各种手段作弊。尤其是像电大、函大等开放性大学，学员面广、量大、人多、组织松散、素质参差不齐，很难消除捉刀代笔、抄袭剽窃等不正之风的出现。指导教师固然要严格把关，可是在一个教师要指导多个学员的不同题目，不同范围论文的情况下对作假舞弊，很难做到没有疏漏。而答辩小组或答辩委员会有三名以上教师组成，鉴别论文真的能力就更强些，而且在答辩会上还可通过提问与答辩来暴露作弊者，从而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对于答辩者(毕业论文作者)来说，答辩的目的是通过，按时毕业，取得毕业证书。学员要顺利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就必须了解上述学校组织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然后有针对性的作好准备，继续对论文中的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究，把论文中提到的基本树料搞准确，把有关的基本理论和文章的基本观点彻底弄懂弄通。三、毕业论文成绩评分方式各个院校要求不同，可以由指导教师成绩,检查评阅成绩,答辩小组成绩3部分综合而来. 1论文阶段须提交材料各个院校要求不同，例如：任务书，开题报告，文献综述，论文，论文档案袋，论文中期检查表，汇报表，论文成绩册，指导教师工作手册等 2答辩委员会 1)答辩工作在学院领导下,由答辩委员会主持进行 2)答辩委员会主要由专业课教师组成,可聘请部分基础课教师或专业基础课教师参加,答辩委员会的责任是主持答辩工作,统一评分标准和要求,对有争议的成绩进行裁决,并综合指导教师,交叉评阅教师,答辩小组的成绩及评语,决定学生的最终成绩.最终成绩经主管院长审核后,由学院统一向学生公布 3)答辩委员会可下设若干答辩小组,答辩小组一般由3—5人(包括秘书1名)组成,组长应由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

领导权变论：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组织行为学家、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对领导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演进，已经由一般的领导形态学（Morphology of leadership ）、 领导生态学（Ecology of leadership ）发展为领导动态学（Dynamics ofleadership）研究，导致了领导权变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成为当今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因此，回顾领导权变理论的产生历史，科学地评介这种领导理论，对于我国的领导科学的发展不无积极意义。从权变理论的产生到现在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它的影响已经波及到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许多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60年代初，人们逐渐地认识到，要找到一个适合于任何组织、任何性质工作和任务、任何对象的固定的领导性格特质、领导类型和领导行为方式，都是不现实的，明白了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普遍认为领导过程是领导者、被领导者及其环境因素的方程式，即领导的有效性＝f（领导者、被领导者、环境）。 领导的效率与领导者所处的具体情境和环境有关，不能用固定的模式进行管理。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或情境理论（Situation theory）的基本观点认为，不存在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权变理论把内部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看成是自变量，把管理思想、管理方式和管理技术看成是因变量，因变量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管理者应根据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确定一种最有效的管理方式。权变理论的产生，起源于系统理论的发展，系统理论强调从整体出发而不是从局部出发去研究事物。Tovistock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系统论用于管理过程，提出了“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指出所谓社会技术系统是指一个企业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其中包括目标价值系统、组织结构系统、心理社会系统和管理系统等等。在企业中，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具有系统的开放性。组织中的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心理因素必须同技术——环境因素相适应，才能达到最佳的组织绩效。因此，权变理论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把组织绩效看成是这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领导权变理论是继领导者行为研究之后发展起来的领导学理论。这一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西方领导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世纪以来，西方领导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领导者特质研究阶段，其研究之重点在于认定领导者的素质或特性，从而了解究竟何种人才适合充任领导者，如Birs早期研究发现用于区别领导人和非领导人的79种特质等；其次为领导者行为研究阶段，其研究旨趣在于描述领导者行为或领导方式，即了解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做好，如的领导作风理论，与Morton的“管理方格图”等；再次是领导的权变理论研究阶段，其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领导方式与团体组织效能之关系。权变理论在其出现后即以它特有的魅力而使以往的领导理论黯然失色。首先，权变理论统合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领导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一种领导现象的出现，不仅是领导者本人的行为结果，而且还有赖于周围的领导环境。领导者特质研究和领导者行为研究皆以领导者为出发点，而以领导者个人之内在素质或行为来探究领导现象，程度不同地忽略了与领导现象相关的领导环境的重要作用，忽略了被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的作用。领导是一种动态的群体过程或社会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交互影响是领导过程之本质。在领导过程中，领导者是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被领导者是被影响的客体。没有被影响的客体，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若忽略对被领导者的研究，便难于了解领导现象之全貌，因而有偏颇之嫌。权变领导理论研究把领导者个人特质、行为者行为及领导环境相互联系起来，从而创造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领导理论体系。其次，权变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效的领导方法。领导者特质研究重点在于分析领导者应具备的各种特质，以此作为选拔领导者的依据，而没有涉猎领导方法之领域。领导者行为研究虽已涉足领导方法领域，但其研究旨趣是企图从众多的成功领导者的行为中概括出一套理论的、固定不变的和放之四海皆适用的领导方式。而权变领导理论则以领导者个人特质、领导者行为及领导环境交互影响来解释领导现象，否认有任何固定不变、普遍适用的领导方式的存在，认为任何领导方式在与环境作适当搭配下，均可能成为最有效能的领导方式，因此它没有提出有关最佳领导方式之主张，而代之以领导方式与情境搭配之模式。第三，权变领导理论更切合实际领导工作者的需要，由于领导本身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之研究者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不论是领导者特质研究还是领导者行为之研究，所得研究结果都矛盾丛生，使实际领导工作者有无所适从之叹。由于权变领导理论以统合之方式和权变之观点解释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吸收了前人的有益研究成果，从而为人们提供了研究领导现象的新途径和提高领导效能的新方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领导理论与领导实际的距离，满足了实际领导工作者对领导理论的需要。最早对权变理论作出理论性评价的人是心理学家费德勒（ ）。 他于1962 年提出了一个“有效领导的权变模式（Contingency model of leadership effeveness）”，即费德勒模式。这个模式把领导人的特质研究与领导行为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与情境分类联系起来研究领导的效果。他通过15年调查之后，提出：有效的领导行为，依赖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及情境给予领导者的控制和影响程度的一致性。费德勒认为，领导者的行为及其所要追求的目标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存在，是由领导者之间在基本需求方面的差异决定的。因此，应当而且必须以此种需求结构来界定领导方式。这是费德勒权变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所以，费德勒将领导方式（领导型态）归纳为两类，即“员工导向型”领导方式和“工作导向型”领导方式。前一领导方式以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其主要需要，而以完成任务之需要为辅。后一领导方式则以完成任务为其主要需求，而以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之需求为辅。在这里，费德勒将领导方式认定为领导者的一种人格特定，这种人格特质是一种具有持久性且不易改变之特征。费德勒还设计出一种LPC 量表，用以鉴别不同的领导方式，并认为无论何种领导方式均有利弊，十全十美的领导方式是不存在的。费德勒不仅对领导方式作了分类，而且还对领导效能作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地探讨了如何使各种领导方式充分发挥其功能的问题。费德勒认为，一个领导者，无论他采取何种领导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领导效能，要想取得理想的领导效能，必须使一定的领导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领导情势相配合。领导情势亦称“团体——任务”情境，是指发生领导行为所处的人际环境。它包括领导者与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任务结构和职位权力三个要素。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指团体成员对其领导者的情感，它包括尊重、友谊、信任、合作、接纳、支持以及忠诚程度。任务结构是指团体目标与任务的界定是否充分明确而妥当，它包括目标对成员来说是否清晰，成果的可测度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具有正确性及完成任务的途径或手段之多寡等。职位权力则指领导者现居职位所具有的权力之多寡或能使部属服从指挥的程度。换句话说，也就是领导者现居职位能对部属施展多大影响力，包括领导者的地位、权威与责罚、升贬、任黜、加薪、指派等能力。在领导情势的三个因素中，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费德勒看来，一个领导者要想取得理论的领导效能，必须通过一定的领导方式来对领导情势实施有效的控制，而领导者对领导情势程度又决定于领导者使领导情势三因素相互配合的状况。根据这三个因素不同的配合情形，可以看出领导对情势的控制程度有多高。因此，费德勒模式的最大优点于在它吸收了过去有关领导行为的研究成果，分清了不同领导方式能够发挥领导效能的情境。继费德勒的权变论之后，70年代初，一种新型的领导权变理论颇受重视，这就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豪斯（ ）的通路——目标理论（Path goal theories）。该理论把伊万斯（ ）的研究加以延伸，又把期望理论与俄亥俄大学的领导行为二因素理论（关心人和抓组织）结合起来。该理论的基本前提是：某些领导行为之所以有效，乃是因为在该情境之中，这种行为有助于下属人员达成和工作有关的目标。豪斯等人认为：领导是一种激励部下的过程。领导方式只有适用于不同的部下和环境时，才是有效的。该理论的核心是要求领导者用抓组织、关心生产的办法帮助职工扫清达到目标的通路，用体贴精神关心人，满足人的需要；帮助职工通向自己预定的目标。因此，豪斯提出了四种领导方式：指令型的、支持型的、参与型的、成就型的。而这四种领导方式必须根据部下的不同情况分别选择，选择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即部下的人格特性和环境因素。人格特性包括能力、需求等。环境因素包括任务的性质、组织的权力系统和工作群体等。与费德勒理论不同，通路——目标理论认为这四种领导方式可由同一领导者在不同情况下使用，这就比费德勒的二维领导模式更进了一步。但通路——目标理论关于高效率的领导行为的预言，并未完全得到一致性结果。这可能是由于领导行为的测定方式以及工作结构的测量尺度不完善所致。因此和其它权变理论一样，“通路——目标”论也是了解有效领导行为的主要方向之一，但是必须更进一步研究，以提高本理论的有效性。1973年，佛鲁姆（）和耶顿（）又提出了领导——参与模式（Leader—participation model）。 这种模式主要是研究决策中的领导行为。模式指出：领导在进行决策时，会有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有效的领导应根据不同的情境让成员不同程度地参与决策。佛鲁姆认为有五种领导方式应有不同情境中灵活选择。而佛鲁姆这个模型是规范性的——它以决策树的形式提出了一系列应遵循的连续的规则，来确定在不同的情境中选择参与决策的方式和程序。费德勒和耶顿的权变理论也把领导情境划分为八种情况，但划分的标准不同。费德勒是根据上下级关系、任务结构、职位权力来划分的，而费德勒是根据决策树所揭示的方案来选择担任经营决策任务的经理们的兴趣。费德勒模式将领导人的行为特点看成是固定不变，要通过调整领导者所处的环境以适应其特点，而领导——参与模式则认为领导行为应根据环境的需要而变化。80年代以来， Heller 和Wilpert （1984 ）进一步提出Heller —Wilpert权变模型，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进行了大规模的跨文化国际比较研究。这一模型在理论上探讨了决策行为、资源利用、工作满意和管理的功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分析了各种权变量对决策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权力连续体（Influence——Continum）”的概念。 他们认为领导决策过程中参与的程度事实上反映了下级在决策过程中能够施加的影响及权力的大小。这种影响和权力可以在一个连续体的一端，一级对于决策制度没有任何影响和权力，另一端下级则拥有充分的权力和全面的影响。对传统的权变模型公式：Y＝f（x），Heller和Wilpert提出了异议与批评。他们指出，组织活动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很难确定哪个变量是“因”，哪个是“果”。例如，如果参与的决策方式与组织绩效相关，我们很难说是参与导致了较高的组织绩效，还是与之相反的结果。因此，他们在研究中采用“核心变量”和“周围变量”的术语，而不能规定“自变量”和“因变量”。而所谓的“核心变量”是指研究者在研究中所关注的行为，“周围变量”则是那些对核心变量发生影响的变量。周围变量包含许多内容，Heller（1976）在研究中规定了五层次，它们构成了心理学上有意义的变量子系统。这种变量的划分，的确比费德勒、豪斯等模式进了一大步，并且，Heller和Wilpert（1981 ）进一步提出，在具体研究中至少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权变模式：等值模型、层次模型、缓冲器模型，这三种权变模型，对于他们研究总体模型的建立起着十分重要作用。当然，Hellert和Wilpert的权变理论仍只是一种理论假设，而未见到实证性研究的验证。这种权变思想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还值得深入研究。总之，领导的权变理论是当代西方领导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把领导行为与情境因素结合起来考察领导方式，主张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确定最佳的领导方式的思想，是颇受人们重视的。因此，在学习研究过程中，对权变理论的各种学说，要本着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的思想，以促进我国领导科学的发展。

关于领导关系的论文题目

烟草在线专稿摘要：现代领导者是在现代社会管理活动中履行一定领导职务的个人或集体。他在领导诸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都具有担任职务、拥有权力、负有责任、富于创新、多重角色等特征。现代领导者影响力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力性影响力，即有职则有权，无职则无权；二是非权力性影响力，它只取决于个人素质。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是建立在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崇敬、信服、倾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现代领导学强调领导的本质是影响力，它在现代的管理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可以从德、信、情、识、才及绩等方面予以培育，这对提高领导者的权力性影响力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换言之，发挥好了非权力性影响力，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好领导者的权力性影响力，提高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为顺利完成领导使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关键词：领导干部 权力 管理 影响力党的十六大从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出发，突出强调，要“加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工作力度，着重帮助他们加强党性修养、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全面提高自身素质。”笔者认为，这个要求既明确了各级党组织在这个重大战略问题上的政治责任，也为当前广大领导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健康成长指出了正确方向。领导者要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征程中，有所建树，有所成就，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辱崇高使命，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切实增强自身工作的影响力。一、领导及其现代领导者的含义什么是领导？或者说，领导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对此，理论界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定义。从词源意义上讲，“领导”一词源于英语“leadrehip”，其含义是带领、引导的意思。目前人们在使用“领导”这一概念时，往往从不同含义去理解，因而所下定义也就五花八门。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一是领导服务论或领导活动论。有人认为，领导就是服务；而有人则认为，领导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或群体内，领导者为了实现预定目标，运用法定权力和自身影响力，采用一定的形式和方法，率领、引导、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其下属，为完成预定的总任务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二是领导行为论或领导关系论。有人认为，领导就是领导者通过一定方式对被领导者施加影响并共同作用于客观对象以实现某种预定目标的行为。而有人则认为，领导就是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一定的人和集体通过一定的方式率领并引导另一部分人或集体，在向共同趋向的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关系。三是领导过程论。有人认为，领导就是领导者运用说服能力使别人心悦诚服的过程。而有人则认为，领导就是以领导者的声望、影响力或者地位启发、组织和控制社会行为的过程。也有人认为，领导就是领导者充分运用自已的影响力，在获得被领导者的自觉追随和服从的前提下，引导、率领被领导者实现共同目标的行为过程。我认为，上述定义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任何领导都首先表现为一种行为或活动。而这种行为或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一次性的。它必然是一种不间断的反复的过程。在这种行为过程或活动过程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必然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我认为这样下一定义比较恰当，即：领导就是领导者通过一定的方式对被领导者施加影响并共同作用于客观对象或环境，以实现某一既定目标的行为过程。由此可见，领导是一种组织导向行为，它有主体和客体之分，导向的主体是领导者，导向的客体是被领导者，没有被领导者就不能实现领导，光杆司令不是一个现实的领导者。任何领导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文化观念、价值追求、目标选择以及目标所指、目标实现的方式都要受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同一个领导，在不同的环境中，领导的行为应该是不同的。 那么，什么是领导者呢？顾名思义，者，人也，即担任着某种领导责任的人。而这种人的地位是凭借其自身的道德和影响力发挥作用，得到群众认可的。一般情况下，他是由群众公认的那些具有德才兼备的人来但任，并与被领导者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代领导者就是在现代社会管理活动中履行一定领导职务的个人或集体。或者说，现代领导者就是在现代社会组织中占有一定职位、负有责任和代表一定群众利益的个人或集体。现代领导者是现代领导活动的主体，在领导诸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现代领导者一般都具有担任职务、拥有权力、负有责任、富于创新、多重角色等特征。换言之，现代领导者是现代领导过程中的指导者、指挥者和组织者。权力、责任和服务是构成领导者的三个基本要素。任何一个领导都有与他职务相当的法定的权力，没有权力就不可能实施领导，权力是领导者最基本的职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领导者就是组织赋予他在特定时段内一定的权力并运用这种权力的人。现代领导者的权力包含法统权和统御权两大类，强制权、法定权和奖励权属于法统权，专长权和个人影响权属于统御权。强制权是建立在被领导者惧怕心理基础之上的一种权力，它以强制的手段要求其成员遵守和执行组织的规范或命令。使被领导者认识到，不服从上司的命令就会导致惩罚。强制权是维持其组织的有序和发展所必须的，也是一个领导者实现其领导所必须的。但是，强制权的强制功能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了一定的“度”，滥用强制权就是变成了专制主义，必将失去人心，丧失其领导权。随着人本主义管理的发展，管理的民主化是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强制权的作用范围和程度将会越来越小；法定权是组织机构正式授予领导者的一种权力。不论是任命的，还是选举的领导人，都具有法定的权力及其范围；奖励权是一种与强制权相对立的、由领导者掌握的对其成员实施物质或精神需求方面的予夺权。我认为，要想成为一个有效的领导者，仅仅只具有法统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统御权，统御权是由领导者的个人品德和才能所决定的。专长权是由领导者的某种专业知识和特殊的技能、才干所形成的尊敬感和佩服力所构成的。个人影响权是指领导者的优良的道德品质、工作作风、勤政廉政、大公无私等要素所形成的影响力。实践证明，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是实现有效领导的最重要的权力。 二、现代领导者影响力的含义及特征 美国最著名的领导学家柯维（Stephen R·Covey）认为，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的本质就是领导者的领导才能。或者说“现代领导者的才能就是其影响力，真正的领导者是能够影响别人，使别人追随自己的人物。”而按照现代领导学的理论，“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力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与职位相联系，有职则有权，无职则无权，它包括惩罚权、奖赏权、合法权；二是非权力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与职位无关，只取决于个人素质，它包括模范权（高尚的品德和良好的作风）、专长权（丰富的学识，卓越的技术，超凡的能力）。”笔者在本文主要研究第二个方面，即现代领导者的非权力性影响力。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时代性。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都是在现代这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成长起来的，因而必然会受到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思想观念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从而使其必然打上该时代的烙印。二是综合性。领导者的影响力，是集其政治思想、知识水平、个人才能、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等因素的综合反映和体现。上述各因素在领导活动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使领导者影响力表现出综合性的特征。三是层次性。不同层次的领导岗位，具有不同的领导活动规律。因此，处于不同层次的领导者，所形成的影响力，也应不尽相同。四是可塑性。任何领导者的影响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领导者自身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五是多样性。不同领域、不同职位、不同层级的领导岗位，有着不尽相同的领导活动规律，因而客观上要求具有不尽相同影响力的领导者去充实各个领导岗位，从而使领导者影响力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三、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在管理活动中的意义权力是管理的基础，威信是管理的前提。没有权力就不可能实行管理，但是，管理不仅仅只是权力的应用，还需要借助于管理者的个人影响力。因此，没有影响力就没有权威，真正的权威是建立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崇敬、信服、倾心的基础之上的，强迫命令不可能树立起管理者的影响力。随着人本的、民主管理的发展，强制权力的应用已经逐渐削弱，如果只用控制、强制和监督等管理手段已和时代的发展相悖谬。所以，现代领导学强调领导的本质是影响力，或者强调领导的本质是沟通。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只有具有崇高的威望和威信的领导者，才具有超凡的领导影响力，它在现代的管理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现代领导者与下级、职工的沟通 一个领导者影响力的建立首先是一个沟通的过程，它必须通过自身的言论、行动，自身的品质、处理问题是否公正、工作方法、效率等方面，取得了群众的信赖之后才有可能。在现代管理中，不善于沟通的领导不是一个好的领导。按照平克斯的说法，沟通包含信息沟通和情感沟通。沟通是双向的相互作用。信息沟通利于管理者时时掌握单位的经营动态、内部的生产情况和外部市场的变化，以便不断根据掌握的信息制定出对应的策略。不进行信息沟通，时时掌握各种信息的变化，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必将给单位带来不利，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情感沟通是重视人的一种表现，一个单位的最高领导与中层领导之间、最高领导与职工之间以及领导阶层与职工之间的情感沟通越来越管理学家们的注意。情感沟通对于进一步树立领导的威信，提高领导者的影响力、号召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影响力越高就容易沟通，沟通得越好影响力就越高。 如何进行沟通呢？儒家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处在和合状态之中的，一切事物之间是相互作用，又是相互联系的；宇宙中的阴阳是互补的，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其中包括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官与民、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也是互补的，犹如阴阳不能单独存在一样，君与臣、官与民、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也是不能单独存在的。为此领导者对百姓应该有“仁心”和“爱心”，不要把尊卑的关系绝对化，强调上下交感。在上者要下民，才能发生交感。如《周易》的泰卦，泰卦是乾下坤上，乾为天，坤为地，乾卦在下坤卦在上，从宇宙中的事物来说，阳气在下轻而上升，阴在上重而下降，上下交感，故亨通；从社会的事物来说，象征处在上位的领导者深入到基层、深入到民众、深入到职工中了解民情，了解职工的需求和愿望，这样的领导深得职工的拥护，容易沟通。所以泰卦《彖辞》说：“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上下交感沟通，则上下同心，得民之心；再如谦卦，谦卦是艮下坤上，艮为山，山本来地之上，而谦卦却是山在地之下，有谦虚之象。谦卦的卦辞为“亨，君子有终”。“亨”者通也。象征领导者有谦虚下民之象，下得民，与民沟通，得民之拥护，故领导者做事亨通，均有很好的结果。其次，要推行“忠恕”之道，要用诚实之心，忠实之心去对待职工，尊重职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将心比心，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加诸于职工，自己希望满足的也让职工得到满足，自己想发达也让职工得到发达，也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将心比心容易达到与下级和职工们之间的沟通。按照儒家的“忠恕之道”，还要做到责己严责人宽，对自己要严格要求，正如孔子所说：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韩愈也说：“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完备），其待人也轻以约（约，少也）。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原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进行沟通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进行人际交往时，或在工作中出现了问题或错误要多作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的缺点，这样就容易与下属沟通。韩愈还说：“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详备），其待己也廉（简约）。详故人难於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同上）相反，一个人如果责人严责己宽，一切都认为自己正确，凡成绩都是自己的，凡缺点、错误都是别人的，这样的领导是脱离群众的孤家寡人，更说不上与下级和职工们进行沟通，形成什么影响力了。 （二）有利于现代领导者权力的有效发挥现代领导者的权力要通过实践、通过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实现。一个没有影响力的领导，说话没有人听。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们心悦诚服地服从他，信任他，因此他下达的命令、计划，其下级乐于认真地去贯彻执行，深信按照他的指示去做，定能获得效益和成功。我曾在一个资料上读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讲的是在“文革”期间，作者在一个工厂的宣传科作理论教员，那里有位车间负责人，成天老是板起面孔，作者以为他的脸上没笑神经，后来有人告诉他，负责人把成天板起面孔视为“严肃”，认为要“严肃”才有影响力，怕以和悦的面孔对待职工，和他们打成一片，因不“严肃”而丧失了影响力。由于在这种错误的观念支配下，这个车间负责人与职工们格格不入，一点影响力也没有，说话没有人听，因而不能顺利地发挥他的领导作用。由此可以看出，领导者权力的发挥是来自于与被领导者保持距离，还是来自于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沟通呢？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在顺境时是如此，在逆境时更是如此。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在困难时，在逆境中，在危机时刻，他成了群众的主心骨，他能带领群众克服困难，走出困境，转危为安，就在于他深得群众的拥护，他能凝聚群众的心，群众会毫不怀疑地跟他走，深信曙光一定在前头。影响力是一个现代领导者发挥其领导权力的前提条件。 按照儒家看法，领导者要“律己”，只有“律己”才能有威信，有影响力。有影响力才能更有效地发挥领导权力。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强调，对国家的治理要“固本浚源”，何谓“本源”，曰：“德义”。魏徵建议唐太宗务必要“竭诚以待下”，不要“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竭诚则人与人相亲，傲物则众叛亲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董（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则会人心不服，不能实现有效的管理。魏徵向唐太宗提出了律己的十思原则：“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修养）；惧盈满，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周易》：王用三驱，即打猎时不合围之意）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雍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魏徵认为，做到了这充满德义的自律十思原则，就能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就能使权力得发挥，达到“垂拱而治”的效果。 （三）有利于现代领导者调动职工的积极性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能在职工中树立起一个榜样，起到一种表率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有巨大的诱导作用、促使作用、激发作用。人的积极性不只源于物质的刺激，还有精神的需求，其中包括对领导者影响力所作出的回报。榜样、表率要表现在行动上，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承诺。按照四川省烟草专卖局局长、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总经理龚锦华先生的说法，领导者表率作用的核心是“以身作则”，他认为领导应该在四个方面起好表率的作用，即：坚定理想信念，在铸牢精神支柱上起表率作用；加强精神修养，在立身做人上起表率作用；正确掌权用权，在实践党的宗旨上起表率作用；注重学习，在提高理论素质和文化修养上起表率作用。领导者的人格力和所起的表率作用，是一种无声的命令，完全可以起到“不令而行”的作用，它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激励因素。一个无私奉献、廉洁自律、艰苦奋斗、勤俭办企的领导者必定是一个获得职工信赖的、有崇高影响力的人。据报载，山西大同汽车厂姜忠扬厂长就是一个这样的领导者。在姜厂长的影响下，不少的职工为工厂的振兴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如业务员杨建国患了黑色素口腔癌，到北京、太原做过五次手术，领导和医生都劝她休息，她仍坚持上班。因病不适合于作业务岗位工作，就主动要求当清洁工。她每天早出晚归，任劳任怨地工作。为了给工厂节约，她在清扫时，把地上的费纸收拣起来卖掉后再买扫帚。再如电焊工谢炳忠患了肺癌，领导让他去北京看病，他不去；让他在家休息，他不肯，非要到厂里去工作。他忍着病痛，几次晕倒在车间，硬是工作了106天，用生命谱写了人生的最后一页。这种受姜忠扬厂长影响而形成的同心同德、齐心协力的凝聚力是大同汽车厂振兴的内在动力，也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精神力量。 （四）有利于现代领导者管理目标的实现 任何一个组织、企业或公司，它进行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某个既定的目标。目标的实现给企业带来利益或效益，目标的不断实现标志着企业在发展。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他确定的目标容易实现，这是因为，他易于络织人才，有才华的、有技能的、有理想的人才都希望能在有影响力的、能知人善任的领导的麾下，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有影响力的领导对群众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他易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易于把群众的创造精神转化为物质的力量，使其在团体中形成强有力的合作精神，为实现自己企业的目标而奋斗；有影响力的领导制定出来的目标也易于被群众接受，易于被群众接受的目标必须是合乎实际的、有市场需求的、有效益的，这样群众对实现目标有足够的信心，他们定会以极大的热情去创造财富，实现企业的目标。凡是一个发展着的向上企业都必定有一个强有力的、有超凡影响力的领导班子，在这个班子中一定有一个有超凡影响力的班长。四、现代领导者影响力的培育随着管理的人本化和民主化的发展，对于领导权力的发挥也会更加文明，更加合乎人性的要求。那种认为，只要手中有了权就可以指挥一切、驾驭一切的想法是错误的。从世界各国的管理实践中已经证明，领导权力的真正发挥靠的是威信和影响力，因此对如何运用领导的权力这个问题也成了不少管理学家研究的重点，提出了与传统的观点完全不同的新的看法。 就现实的管理实践来看，我们应该着重探讨中国特色的管理方式，建立起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又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色的领导学理论，吸收先进模范人物优秀品质，探求如何培养现代领导者影响力的问题。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少的领导者往往过分注重于运用权力性影响力，即过度使用法定权、强制权和奖励权，而忽视非权力性影响力的使用。因此，作为领导者，在运用权力性影响力的同时，还必须运用非权力性影响力，让下属产生敬畏之心，达到令行则止，的预期目的和效果。那么，怎样才可以具备这样的影响离呢？下面，笔者带着这一问题着以探讨。（一）以德培育影响力这里的德既包括政治品格，也包括道德品质。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管理学的论文题目太多了。

管理学也分好多大类，比如行政管理，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等。拿工商管理来说，论文题目又分许多小类。比如领导力方面，管理心理方面，市场营销方面，供应链方面，等等。每一方面都可以再细作文章。

领导科学与艺术论文题目举例：

1、领导学研究的哲学回归与价值重塑

2、领导技术：一个领导科学重要概念被掩蔽的原因探源

3、企业领导者要做“人性大师”

4、自我领导力在企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5、领导艺术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及其运用研究

6、论优秀管理者的基本素质

7、领导艺术之感情投资新探

8、办公室标准化管理浅析

9、善待下属是一种重要的领导艺术

10、领导科学的实践本质研究

11、领导者提高领导艺术的路径探析

从管理的二重性出发，着重从三个方面研究管理学：

1）从生产力方面：研究如何合理配置组织中的人、财、物，使各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的问题；研究如何根据组织目标的要求和社会的需要，合理地使用各种资源，以求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问题。

2）从生产关系方面：研究如何正确处理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研究如何建立和完善组织机构以及各种管理体制等问题；研究如何激励组织内成员，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实现组织目标而服务。

3）从上层建筑方面：研究如何使组织内部环境与其外部环境相适应的问题；研究如何使组织的规章制度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保持一致的问题，从而维持正常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